①潘君骅院士（右一）与苏州大学档案馆馆长钱万里（左一）、朱晶（中）在查阅档案。

②2014年10月，潘君骅院士（左二）与采集小组成员在苏州大学图书馆。

③2014年10月，潘君骅院士（右）在办公室接受采集小组负责人朱晶（左）的访谈。

■朱晶

自2009年开始有幸进入采集工程，陆续接触了多位科学家。从徐光宪先生、唐有祺先生、黄维垣先生、戴立信先生、袁承业先生，再到潘君骅先生，他们对采集工程的认同和支持自然无须多言，他们对中国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进展的巨大推动也不容置疑。尽可能地还原和呈现科学家的学术风格、科学研究机构的谱系特征，也已经成为我们展开采集工作时的默认设置。除了这些，我们在采集工作中一直思考并为之努力的是，如何在国际学术视野下展开采集，并将对中国近现代科学、科学家乃至科学家群体的研究呈现于国际学术界。

中国科学体制化的建立、科学家角色的形成，与职业科学家的出现及努力密不可分，中国科学家是科学在中国早期的代言人。作为社会建制层面的科学被引入中国并植根于中国本土，其间与中国本土传统产生冲突与融合，产生许多复杂的面向。出生于20世纪20到30年代的科学家，大多具有类似的求学背景。他们在战乱中辗转求学，完成大学学业后，留学美国或苏联，带着对科学研究的新理解回到祖国。作为现代科学的代言人，这些科学家群体在促进中国科学体制化和国家发展的努力中，他们所期许的科学是什么模样？他们如何在本土化、国际化的双重背景下做出自己的探索？例如，徐光宪先生从专长的量子化学转到核燃料化学与萃取化学领域，黄维垣先生从甾体化学转到氟化学领域，袁承业先生从事的核燃料萃取剂研究，潘君骅先生负责的2.16米天文望远镜项目的源起和展开，上述这些除了与具体的科学知识相关，还与科学的历史动态情境有关。

另外，现代科学在中国体制化过程中，尤其是在科学团体与专门科学研究机构的设立方面，有着极强的地域特色，例如上海。中科院上海有机所的前身，正是建立于1928年7月的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成立之初的有机所，有早期秉承了德国化学研究传统的科学家，还有一批在美国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之后传承美国传统的科学家。而在此后六十多年的发展中，有机所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科学研究风格和科学传统。因而我们在研究中思考的是，这种风格和传统是如何形成、建构和传承的？有机所的科学家在不同时期，对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与国家、科学与社会有着什么样的理解？科学家与国家发展之间存在着何种程度的互动？这不仅仅是一位科学史研究者，更是今天中国进行科学创新，所需要获取的答案。

因而，我们在研究中尽可能去呈现的，是中国科学家在特定的社会与文化情境中的具体科学实践，而不是假定或者询问他们如何像或者不像美国或欧洲的科学家一样从事科学。此外，我们在研究中还借鉴了多学科领域新的研究进路与理论，特别是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领域的社会—技术网络（Social-technical Network）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专家经验（Expertise）、专长知识（Expertise Knowledge）等，凸显情境中的知识生产，发掘中国近现代科学与科学家的独特性。

此外，我们尽可能利用各种国际国内学术交流，通过学术报告等形式，让我们的采集工作有更大的显现度。布朗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杜克大学等学校的学者，为我们的采集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建议。我们也以潘先生负责的2.16米大望远镜为个案，撰写学术论文，准备提交给即将在美国召开的国际技术史学术会议。期望更多的国际学术同行了解采集工程，以至中国的现代科学与科学家。

感谢采集工程提供的支持和帮助，让我们有向科学家学习的机会。我们也争取继续充分利用采集所得的珍贵资料，深入挖掘，并向国际国内学术界展示采集工程成果。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