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卉

“最近出现的规模化荒地、承包大户退地跑路等现象表明了大家对土地流转理念的误解。”日前，在中国农业大学举行的一次农业社会学学术研讨会上，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如是说。

对于一些地方政府主导土地流转，把农业与农民割裂开来的现象，朱启臻提醒，这在制造失地农民的同时也制造了规模农业的风险，这是一个对农民、对农业投资者和国家的农业安全均弊大于利的选择。

作为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专业的创建者之一，朱启臻表示，如果考察政府、农业、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在自然科学的农业、经济学的农业以外，还有一个社会学的农业。甚至可以说，社会学对农业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因为农业从来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农业贡献为社会所忽视

乡村是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历史一体的混沌文明生命体，这些在城市可以分开，但在乡村是不可分的。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张孝德表示，现在人们往往只看到农村一个功能：为城市生产粮食。

朱启臻指出，从农业生产角度看，农业除了提供农产品外，还具有涵养水源、防风固沙、净化空气、消除噪音等生态功能，具有就业、满足生产者生活需要的社会生活功能，具有优秀传统农业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功能，同时还具有提供农业景观以及教育等功能。

“这些功能都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性质，农业是农民为全社会付出劳动、作出贡献，而自己却得不到应有的经济收益的领域。”朱启臻表示，社会学对农业性质的基本判断就是，农业本质上是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产业。

有人说随着农业创造的价值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低，农业的地位也必然越来越低，甚至有人主张放弃农业，靠进口粮食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在朱启臻看来，“这是对农业重要性无知的表现”。

联合国粮农组织有一个关于农业安全的定义，即在一个国家内部，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买得到、同时又买得起足够的农产品。这意味着农业安全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一个国家的穷人要买得起基本农产品。

“因此，有人试图提高农产品价格让农民获得更高收入的主张是不可行的。”朱启臻认为，农业本质上不遵守物以稀为贵的原则，更不能靠薄利多销实现农民的利益，这可能是农业品与工业品的最大区别之一。

现代农业的本质在于可持续发展

关于现代农业，人们有很多判断。但是在朱启臻看来，绝大部分判断属于对现代农业表面形式的理解，不仅没有接触到现代农业的本质，很多还与其相背离。突出的口号就是“规模化”“机械化”“专业化”，还有“按照工业的方式发展农业”。

这些大都是以牺牲环境和掠夺地力为代价，有些看起来或许是成就，实际上却是饮鸩止渴，牺牲了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

朱启臻认为，指导农业发展的不应该是“有水快流”的工业思维，而应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理念。种养结合的有机循环、农业的有机性和多样性、耕地的用养结合、农产品本地就近消费、低碳的生活方式等，都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与此相应，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毛丹提出另一种趋势：“虽然政府正在加快推进城市化，但根据全球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推测，中国城市化率在今后十余年间将由急增而转向趋缓、趋停。”

这意味着未来10~20年间，数亿人口将长期生活在乡村地区。乡村需要长期建设。加之逆城市化因素，“乡村地区的合理形态应是田园社区”。毛丹说。

不能以西方、以城市标准治理乡村

“东方的文明模式和西方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以中西文明模式是同类思维来认识中国，就会使乡村在中华文明模式中失位。”张孝德表示。

在他看来，西方的文明载体与逻辑起点是工商业为主的城邦文明形态，而中国则是以农耕为中心的乡村社会主导的文明形态。在西方，乡村未能内生到欧洲文明模式，但乡村内生在中国文明模式中。

张孝德说，我们是以城市范式解读乡村，使乡村价值误读；以西方式的碎片化思维方式研究乡村，使乡村文明失魂。

在张孝德看来，目前形成高度分工的很多管理部门都是为城市管理而设置，用城市思维管理乡村、规划乡村，导致了更多问题。乡村成为一个谁都管、谁都不管的混乱地带，如果要解决农村问题，要把乡村看成一个文明体，需要有一个综合视角、综合管理部门。

张孝德表示，乡村的青山绿水搞工业化不值钱，搞生态文明更有价值，“乡村的价值还在于自然资本。中国的乡村遇工业文明衰，逢生态文明盛，生态文明建设给乡村带来希望，乡村会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