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长兼总编辑 陈鹏

一

创新而进，创新而强。环顾全球，惟创新者胜。创新正成为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现如今，日新月异的变化让我们目不暇接，无论我们主动或被动地被推着前行。工作、生活，新事物、新话语、新玩意儿不断涌现。我们似乎也是每天都在变新，每刻都在创新。

与此同时，在脚下这片哺育了整个民族生命力与创造力的土地上，我们每天不得不面临着这样的事实，伪科学泛滥、迷信思潮潜伏。这也使得驻足思索成为一种习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科学所处的位置也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体面。同时，从新文化运动起百年来未解决的问题，国人的文化认同，科学与民主两大现代主潮的根植，这些命题的解决依然行行重行行。

伪科学、迷信文化“回潮”成为社会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不少人恐怕都有过类似经历：在朋友圈、微信群等社交媒体中，风水、算卦、解梦以及各种充斥着伪科学内容的“鸡汤”恣意横行，已然超出了“雪唱”与“俗情”的分野。面对良莠不齐的信息骚扰和价值观的挑衅，很多人一忍再忍直至忍无可忍，不得不拉黑某人或者与某些圈子分道扬镳。

作为科学传播者，我们曾试图通过连续报道的形式对这一社会问题进行剖析，然而基于科学的视角所做的讨论，似乎很难对这股“不绝的暗流”发生大的作用。传统文化的糟粕、习俗拥有强大的历史惯性，这还不包括宗教信仰在内的与科学并行的另一个世界。

好奇并探索是人类的天性，正是这种天性促使人类想要预测未来，甚至计量、测算未来。对于未来的不可参与，或许才是人们内心深处最深的恐惧。然而，这些是否就是促成迷信、伪科学生生不息的土壤？科学越发达，人们越容易迷信？

人类的文化基因中，迷信是一个很难根除的因子。一直以来我们在迷信文化上的庸俗和乡愿的表现，成为它阴魂不散的温床。某种程度上，它与我们当下在科学研究中重结果、重利益的态度，以及甚至把科学“神化”的做法，表现得同样庸俗。这种庸俗投射到大众层面，恰恰在于整体公民素质尤其是科学素养的匮乏。

全民科学素质是创新的土壤，创新之树以及创新之果皆有赖于此。刚刚过去的一年，科学普及名义上已被置于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国家层面对于科学普及有着聚焦式的定位，并赋予其“推动社会发展新引擎”的深刻内涵。

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张力。一直以来，两者并不构成平衡运动的鸟之双翼、车之双轮，有轻有重，有消有涨。这种关系也类似于科学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张力。

当今世界，科学可以被看作是区别任何一种独特文化的全球性文化。现代社会发展，一方面要强调科学文化的独特之处和牵引作用，另一方面又需要把它汇入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肌体之中，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张力的融合进化过程。

科学普及在当下中国重要性的不断提升，或许正是这种演化必经的重要阶段。特别是在当下创新主导的国家需求下，科研领衔而科普附翼尾随的局面，已显出力有不逮的状态，丰满其翼已成为必然趋势。

二

社会发展，需要科技创新持续发力；科技创新，也需要通过各种“与公众对话”的方式来汲取营养、动力和方向。科学研究需要向社会公诸成果，与公众分享探索、体验创造，在当下及未来，还需要以更为有效的行动来响应国家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不同需求。需求牵引，是既往科技革命的一个显著特征。需求激发的科技创新，既是科技与社会共振的必要节奏，也是科学普及结出的必然之果。

作为现代科普的一个新形态，科学传播在提升公民科学素养方面的重要作用已不言而喻。科学传播，对于决策者来说可能是一种工具，对科学家而言是一个手段，对新闻记者来说是一种规范性的活动，那么对于公众尤其是未来的我们意味着什么？

过去，它可能意味着俯视的面孔、冰冷的机器和无法与之言说的信息。现在，互联网技术催生的社交媒体、自媒体以及其他线上交流工具，已经很大程度上颠覆着传统僵化的信息共享模式。它意味着科学传播正在从“传播”向“交流”“互动”的阶段演化。

这种知识共享的过程将日益公开透明。在这个框架中，非政府立场以及非科学共同体立场的声音得以放大，话语权得到提升，公众乃至很多科学的“门外汉”也获得参与传播、影响决策的权利，从沉默的受众转变为有行动力的干预者，分层的交换知识的方式将转换成不断消弭层级的知识共享模式。

更重要的是，科学传播推动文化塑造的功能将被全面开启。各自为利而无共同的价值追求，言必爱国强国，而行则背道而驰，这种功利文化与混乱的价值导向，或许能够借助于科学传播所倡导培育的科学文化，予以纠正、改变。

科学传播的受益者应该是全体公民，因此，如何保证以兴趣为出发点的“初心”，依然是一件需要付诸创新实践的挑战。

其中，既需要杜绝科学新闻常见的断章取义、夸大其词的毛病，也要避免科学家出于经费竞争的需要而粉饰自己工作的情况发生。同时，还要努力通过全新的方法来传播科学。无论是新闻记者还是科学家，学会“讲故事”仍旧是一项常说常新的技能要求，而另一项持续性的挑战则在于掌握高超的“平衡”技巧，即在深入浅出的知识分享过程中，如何不在科学的准确性上作出妥协。

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科学传播的模式仍将是政府主导下以科学家为主的，媒体、出版社、传播机构、公众共同参与的一项社会事业。作为科学传播的主要载体，无论媒体还是传播机构，都将在一个全新的格局中饰演角色。其中，仍有一些变数会影响到未来传播事业的发展。我们将同时面临这样的境地：

一是传媒业的不景气。新闻是一项事业，也是一门越来越不好做的生意。这种不景气以及行业的震荡调整，将对科学传播带来怎样的影响？

另一个则是新的传播组织形式的出现和成熟。这种非政府立场和非单纯科学共同体立场的，由新闻记者与研究学者组成的联合体，或将在未来的科学传播中发挥越来越突出的作用。他们传播更便于理解、实用性更强的科学，同时也传递必要的社会责任感。

成事不说，遂事不谏。事虽未成，而势不能已。技术的创新让今天的传播早已五花八门。在这样的形势下，科学传播的“新年”是否也已经到来？

三

人类的实践活动已经证明，创新恰恰根植于民间的土壤。

在日常状态下，那些在黑暗中摸索的技术偏执的人普遍存在于我们的身边。他们充满创造力，在百态生活中总能够百折不挠，找出应对逆境的方法，在柴米油盐中也总能够出入自由，用心灵手巧来保持岁月静好。当中更有不少颇具智慧、耐力以及渴求财富的人，会把他们的奇思妙想、发明创造变成服务于社会的技术产品。

如果说民间是创新的土壤，那么公众则是土壤形成的母质，他们的科学素养决定着土壤的质地。榛棘不除，则兰蕙减色。活化土壤，赋予其更多有利于生长的质地，需要公民教育、文化塑造的持久施用，同样需要科学教育与科学传播的共同努力。

创新的土壤，孕育创新的食粮。科学传播，恰恰是让这土壤焕发生命力从而滋养万物的稼穑之手。

事实上，任何国家的科技进步都不仅仅建立在几个院所、几所高校努力的基础上，而是由更多大小企业的创新力汇聚而成。置于“双创”背景下的中国同样如此，创新型国家的聚沙成塔，不仅仅在于8100万名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付出，更在于多数国民的广泛参与，同时激发他们释放出智慧和创造力。

华为总裁任正非在参加2016年“科技三会”期间曾说：我们13亿人每个人做好一件事，拼起来就是伟大祖国。这是一个民族企业家、科技排头兵的真情流露和美好愿望。把国家需求“细化”成个体能够触及的“小目标”，是施政理国的主要目标之一。试想，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致力于个人梦想的实现，竭尽所能做好一件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那么，对于一个国家、民族而言，化大梦想变为大现实，也将变得望而可及了。

我们常以温暖与关爱的情怀来描述人性，所以人性之美成为永恒。假如把这样的情怀倾注于创新和传播，我们何愁明日不是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