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一些真正优秀的学生能避开考试，更加专注于自己的读书生活，专家建议，并不反对完全的申请制，但这种制度最好在中国最好的高校进行。

最近这段时间，湖南某高校教师李本先的一篇博文“火”了。

这篇文章是关于很多高校都在试行的博士生“申请—考核”制度（以下简称博士生申请制）的。在文章中，李本先认为，如果高校全部采用这种制度，将会导致寒门更没有出路。而他的观点一经提出，便引起了一场关于博士生申请制利弊如何的争论。

或许是一种巧合，就在这场争论发生前两天，9月1日，清华大学正式对外宣布，今年该校将全面推进博士生申请制。本次改革适用于本科直博、硕博连读、公开招考等所有类型博士生招生。而在此之前，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早已宣布全面推行此项制度。

博士生申请制最早在中国高校出现试点是在2007年，算起来，今年正好是第10个年头。经过十年的发展，这项制度还存在哪些争议？当前是否又到了全面铺开的节点了呢？

肯定与困惑

10年前，那所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高校是复旦大学。那一年，复旦在医学博士招生中进行了博士生申请制的尝试。在此之后，国内开设类似试点的高校逐渐增多。这种趋势在2013年开始加速。因为在当年7月，教育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该意见明确要求各高校要“建立博士研究生选拔‘申请—审核’机制”。

在媒体的公开报道中，《中国科学报》记者并没有找到目前实施博士生申请制试点高校的具体数量，但据一份2014年的报道显示，在当年，国内就已经有70余所高校试点该项制度了。

“必须承认，从这几年的博士生申请制的试点来看，效果是不错的。”作为国内研究考试制度的著名学者，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对于博士生申请制这种不需要考试的录取方式，丝毫不吝惜溢美之词。

在刘海峰看来，博士生的选拔着重需要考察的是学生原有的学术基础、研究能力，以及其本身的科研潜质，而这些内容仅通过一场考试是很难作出判断的。“本科和硕士招生，更多考察的是基础知识，考试可以体现出学生的水平，但博士生需要更多考察的是能力，而这就需要面对面的交流了。”

在记者的采访中，对于博士生申请制，绝大部分学者都报以了肯定的态度，即使是对这一制度有所怀疑的李本先，也在博文中强调，严格意义上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

然而，制度的优秀并不代表着推行起来就会一切顺利。

余彤（化名）是武汉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导师。2015年，武汉大学在全校范围内推行了博士生申请制，余彤和他的同事们也第一次通过这种方式招到了自己的学生。而在采访中，对于老师们的反映，他用了这样一个词——困惑。

“老师们的反响很大，但很多人也感到有些困惑，一些老师甚至倾向于原来的考试制度。”余彤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在申请制下，“人”的因素太多了，这让老师们“不厌其烦”。

“具体来说，申请制下，教师的权力增大，其好处是如果碰到非常优秀的学生，可以很容易地选拔出来。但如果遇不到这样的学生，老师们就会觉得有压力。”余彤打了个比方，如果三个学生申请，且条件差不多，你用什么方式说明某一个学生比其他两个更应该选择呢？学生们又如何信服呢？

文科与理科

众所周知，博士生申请制与考试制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增加了教授在录取过程中的发言权。这其实就是余彤口中“人”的因素。这种因素的增加，除了给老师们带来了一些困惑外，更直接的后果是增加了公众对于个别教师“徇私舞弊”的担忧。然而，在采访中，高教界人士却普遍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问题。

比如，在接受采访时，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便表示，博士生申请制作为“舶来品”，其得以顺利推行有赖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导师对自身学术声誉的珍视；二是导师要资助博士生，要为博士生负担费用。

“中国之前存在的问题是某些教授并不在乎自己的声誉，学校也只在乎博士生规模，不在乎质量。此外，我们的导师资助制也不完善。这些都导致了博士生录取过程中的利益交换。”熊丙奇说，不过，近年来，国家也对博导制度作了很多改革，加之博士生数量减少，学校对博导学术研究的成果考核也越来越严。因此，大部分教授在招博士生时，已经不再如之前那么“随意”了。

熊丙奇的观点也得到了一些数据上的支持。

马军是兰州理工大学的一名教授。据他介绍，兰州理工大学目前有博导120余人，但每年的博士生指标只有60多个。“很多博导多年才能招到一个博士生，在这种情况下，导师怎么可能用这宝贵的博士名额作利益交换呢？”

采访中，马军表示，至少在理工科领域。导师利用博士生申请制徇私的现象“几乎是零”。但他同时也表示，在社科文史领域，由于导师的经费并不多，而且文科的硬性标准更少，导师的权力空间也更大，所以反倒有可能出现利益交换现象。

对此，作为文科导师的余彤显然不同意。

“首先必须肯定，在录取标准和考核标准上，理工科具有更好的标准性和客观性，毕竟理工科的科学研究数据和实验发表成果比我们更成熟，也具有更被广泛认可的渠道，但一个人是否有贪欲，和文理科是没有关系的。”余彤说，在面对考生的利益诉求时，所有老师的弱点和优点都是一样的，科学家不见得比人文学者更有人文操守。“我们觉得教师群体的毛病是共同的，即对真理和美德的培养和训练有所缺失。”

公平与正义

在此，我们需要再提一下本文开头时，曾引起一片争议的那篇博文。

在接受采访时，李本先这样总结了自己博文的观点：“出身贫寒的人大多不善交际，在申请—审核制度下，沟通交流能力的不足很容易导致申请不利；而且申请制的主要考核指标很可能是论文，但寒门学生由于受到经济条件的约束，一般都没钱发文章；此外，寒门学子由于受到先天的自然及社会关系的限制，是很难找到很牛的‘老板’为其撰写推荐信的……”

对于李本先的观点，很多博友并不认同，在他们看来，博士生指标的稀缺性已经导致博导要花大气力挑选优秀人才，李本先“多虑了”。

然而，在记者的采访中，很多学者其实是赞同寒门学子在博士申请制下会有所不利的观点的。比如刘海峰便提到，只要存在面试程序，对寒门学子都会产生不利，而且这种现象并不只在中国存在。“加州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原来的院长就曾表示过，他们学院经过调研已经得出结论，只要存在面试，对家庭背景弱的人都比较不利。”

但与此同时，刘海峰也坦言，博士生招生原本就是一个更加看重效率的行为。“本科招生时，公平要排在首位，但博士生招生要更加体现个体性。”

对此，余彤表示，博士生招生的公平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在他看来，博士教育应该是着眼于高深学问的教育，这种更高级的学位教育更多地考虑的还是效率问题。“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诉诸公平。由于地域经济条件发展，寒门学子有些不利因素固然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我们不能因为状况令人痛苦，就把一些事业变成‘慈善事业’。”

“不要简单地诉诸社会正义感，它会让一个简单的利害参半的事情变得扑朔迷离。事实上，考试制和考核制都有自己的优缺点，本身已经很难判断哪个更有利，如果再加入更多的考虑因素，就会变得更加复杂，这种复杂度到了一定程度，制度就无法保证了。”余彤说。

全面与部分

事实上，针对公平性问题，李本先在博文中已经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那就是采用申请制与考核制相结合的制度，具体来说，就是每年拿出30%的博士生招生名额用于申请制。剩余的70%还是要通过考试制选拔，从而给寒门学子一次机会。

李本先的观点其实和目前的“大潮流”并不一致。因为正如之前所说，近两年，越来越多的高校正在将申请制由试点转为全面铺开，完全的申请制似乎被越来越多的学校所接受。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从此废除考试制。

“在中国的教育条件下，我觉的还是应该有一个考试的‘门槛’。”对于这一问题，余彤觉得目前中国的专业教育在某些方面还有很大的缺失，而考试则可以促使学生加强基础知识的储备。“我的专业就有很高的门槛。在考试制度下，其他专业学生想考进来，就必须把基础知识背一遍，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当然，为了让一些真正优秀的学生能避开考试，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学习和科研，余彤也并不反对完全的申请制，但这种制度最好在中国最好的高校进行。“比如北大、清华。”在他看来，北大、清华可以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并有能力设计出严格的考核环节，认真评估学生的博士生研究计划以及相关研究。“这些人经得起你的折腾。”

对此，熊丙奇表示，从长远来看，取消考试制度是研究生选拔的大势所趋，因为考试除了关注公平之外，很难起到选拔能力的作用。但是，申请制的实施同样需要相关制度把关，而我们在这方面依然欠缺。

“我们推出了一系列考核制度，也在逐渐向这一方向前进，但我们并没有完全建立相关的外环境，比如没有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资源还在依靠行政配置，导师资助制也有一定争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些现实问题。”熊丙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