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ul Nurse说，国际主义蕴藏在英国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的DNA中。

“这很令人惊奇，不是吗？”Paul Nurse说，他站在一座桥上俯瞰着英国伦敦新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开阔的中庭。“我很难相信它竟然在这里。”

Nurse是该研究所的创始主任，其实验室的10名成员是在克里克工作的首批研究人员，该研究所于9月1日对媒体开放。

英国政府和克里克的其他资助者向该研究所豪掷7亿英镑（9.27美元），希望它能够吸引全世界有才识的年轻生物医学研究人员来到英国，起到催化作用，促进英国生命科学经济的发展。

该大楼最终将容纳1500名科学家及支撑人员，使其成为欧洲最大的单中心生物医学研究所。他们将研究从免疫学到癌症遗传学等生物医学领域的广泛课题。

脱欧阴云

这座占地9.3万平方米的玻璃和钢筋楼宇赫然耸立在英国于20世纪建造的最大的公共建筑大英图书馆的旁边。但是环绕在克里克研究所头上的阴云却是英国的脱欧前景。

6月23日，英国投票公选决定退出欧盟，这对英国研究人员从获得欧盟支持资金到减少在欧盟国家流动均造成了大量的不确定性。

“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世界舞台上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研究机构。”Nurse说，“国际主义绝对存在于我们的DNA中。”

克里克研究所的第一批研究人员在8月中旬开始抵达该所，他们大多来自于伦敦的两家机构：由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运行的国立医学研究院和由英国癌症研究中心运行的伦敦研究所。

对于克里克研究所来说，最终的计划是拥有一批日益壮大、不断变化的年轻科研领袖人才，Nurse强调说，然而欧洲自由运动的限制可能会使其招募人员变得更加困难。如果英国不获取欧盟研究经费项目，那可能还会限制克里克研究所科学家的经费。

最好的人

伦敦大学学院分子生物学家Jernej Ule将在克里克研究所度过三年科研时光，他是Nurse国际视野的一个标志。Ule的祖国是斯洛文尼亚，他在美国完成的博士和博士后研究。他的实验室研究基因表达如何影响运动神经元疾病和其他神经性疾病，实验室中还有来自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的科学家。“对我来说，如果要招纳最优秀的人才，就需要把网尽可能撒到最大。”他说。

Ule同时在接受欧盟的经费支持。在抵达英国之后，他在2007年赢得了欧盟研究理事会（ERC）的经费研究神经元中的RNA调控网络，当时相关研究正处于萌芽阶段。“有机会申请最顶级的欧盟经费对于让我们朝着新方向自由地思考非常关键。”他说，“如果没有ERC，可能不会有现在的我。”

他和若干名已经开始在克里克工作的其他科学家表示，该机构的任务在英国脱欧投票之后甚至变得更加重要。

“尽管英国脱欧了，但我们依然还有克里克。”Nurse实验室的博士后Matthew Swaffer说，“我感觉它描绘了一些人在脱欧之后的相反情绪。”

跨学科引力

Swaffer的同事、一年级博士生Tiffany Mak加入克里克研究所的一部分原因是它就像圣地麦加一样，吸引着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这个项目如此强调将不同背景的各种人才聚集在一起，它将会像一个港湾那样，不会让政治因素阻碍科学和合作。”

然而，曼彻斯特大学科学政策研究专家Kieron Flanagan说，克里克研究所很有可能会经历其他英国研究机构经历的脱欧焦虑。

但是该机构的高规格—— 一些人称其“太庞大而不会失败”——可能会缓冲其对英国脱欧的担忧，比如它有能力继续从欧盟招纳顶尖科学家，他说。“它可能比无处吸引人才的高校碰到的问题少一些，但肯定仍会有担忧。”（晋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