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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流学科的遴选中，我们的重点要从之前的竞争选强转移到择需选择。也就是说，强大的学科未必是国家急需的，而国家急需的很有可能是薄弱学科。

■本报记者 陈彬

不久前，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主任王立生刚刚赴澳大利亚，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一位澳大利亚学者在论述亚洲高等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时，特别强调了一件事，那就是中国正在实施的“双一流”战略。

刚刚返回国内，王立生又几乎是马不停蹄地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因为在那里，也有一场关于“双一流”建设的讨论在等着他。那就是由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主办的“高校双一流建设：挑战与应对”高端论坛。

从国外到国内，“双一流”的战略几乎成为所有关心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最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么，在人大校园的这场论坛上，与会学者又说了些什么呢？

资源分散的“985工程”

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世界一流”这一概念首次被人熟知，应该是在1998年。那一年，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国要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而这也直接导致了“985工程”的实施。

在论坛的发言中，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教室主任马陆亭表示，在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中，无论是确立重点学科和重点高校，将部分高校列为国家重点项目，成立研究生院，还是“211工程”的实施，其着眼点都是立足于国内的路径选择，而“985工程”的实施，却代表着中国高校开始走向世界。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第一步”，人们对“985工程”的功过是非有着各种不同观点，但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尽管这一工程的实施对提升国内高等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并没有真正促成国内高校成为“世界一流”。

那么，问题何在？

对此，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眭依凡有着自己的见解。在发言中，他坦言，“985工程”并没有很好地完成预期的目标，其原因除了政府及大学决策层在供给侧存在政策供给不足的问题外，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似乎集中，但实际上过于分散、效率不高也是重要原因。

眭依凡表示，“985工程”耗费了国家大量资源，但这些资源基本上是平均分配到了入选高校中，而每所高校又将资金基本平均分配到了不同学科，其导致的结果便是很难“集中力量办大事”。

“必须承认的现实是，在任何一个国家，一流大学都是极少数，这是我们首先要建立的概念。” 眭依凡说，因此，不论政府还是研究性大学，都要集中资源于少数大学、少数学科的建设，这是我们必须作出的选择。

“精英”与“陪练”

不久前，有传言说有关部门已经拟定了首批“双一流”建设名单。虽然教育部方面已经“辟谣”，但眭依凡却认为，有些问题依然是可以讨论的。

“如果是谣言，为什么没有谁为这一扰乱高等教育界的行为承担责任？”他问道，而且据他所知，“双一流”建设的首批经费已经到位了，不少大学也正在制定建设方案。上榜大学的普遍做法也是把经费平均分配到各个院系中。

如果这是真实的，眭依凡很担心这种“天女散花”式的平均主义资源分配方式，会“步‘985工程’的后尘，无益于旨在‘技术关键领域’和‘人文重点学科’根本性突破的双一流建设”。

在眭依凡的观念中，“人人都有份”的平庸主义所带来的集体性趋于平庸，是“985工程”留给人们的一大教训，但资源富集在少数高校是否就不会带来负面作用呢？至少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党委书记阎凤桥并不这么认为。

在发言中，阎凤桥将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形式定义为“后发外生型”。这并不难理解，毕竟现代大学诞生于中世纪的欧洲，但大学作为学术制度，在中国却仅有百余年历史。而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瞄准的已经是世界先进水平了。

在阎凤桥看来，这种类型的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区，其中的一大误区就是资源高度集中在少数高校所引发的不公平。

“在刚刚结束的里约奥运会上，美国代表团有31名运动员来自斯坦福大学，而且其中不乏具备夺冠实力的选手；反观我国，很多运动员从小就开始专业训练，少数幸运儿可以脱颖而出，更多的运动员则成了‘陪练’。这其实有些类似于我们的教育制度，我们如果要把世界一流资源和目标集中在少数学校，是否会牺牲大量‘陪练者’的利益呢？”阎凤桥问道。

事实上，即使是眭依凡本人，对于资源在少数高校的大量集中，也是有着自己的一份担心的。

“在‘双一流’建设中，我们必须用专项经费解决专门问题，但前提是我们知道需要什么，知道我们在核心领域存在的问题，以及与世界一流水平的差距。但是，我们清楚存在的差距吗？”眭依凡说。

“竞争选强”移到“择需选择”

在论坛上，王立生透露，自2015年“双一流”战略的总体目标被提出后，教育部其实一直在进行具体的方案设计。但一年时间已过，该方案依然没有和公众见面。在马陆亭看来，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该方案涉及很多的资源分配问题。

或许是为了给有关部门更好地分配资源提供一些参考，讲话中，马陆亭介绍了他自己理想中的一种实施方案。

简单地说，在这一方案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数量在20所以内（2050年之前可增至30～40所），其中包括10所以内的综合大学，突出综合实力和水平；以及10所以内的特色大学，突出国家战略性、先导性产业发展需求。

一流学科建设涉及高校数为200～300所。在一级学科中，实施差异化的学科点入选政策，每类学科入选5个左右，每类入选学科内部也分为两级，各2～3个，第一级入选学科点的经费数量是第二级的3倍。“一流大学”建设大学不重复参加“一流学科”建设项目。“一流学科”建设点的评选和经费拨付按学科进行，但使用权不在学科点而在学校。

值得注意的是，在马陆亭的设想中，对于一流学科的选拔使用的是差异化标准。换言之，学科当前的实力水平并不是唯一的考虑依据，这一点与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宣勇的观点不谋而合。

“在一流学科的遴选中，我们的重点要从之前的竞争选强转移到择需选择。也就是说，强大的学科未必是国家急需的，而国家急需的很有可能是薄弱学科。”宣勇说，如果一味强调竞争选强，很可能造成的结果就是重点学科大量集中在少数高校，理工类学科也可能会大量占据非理工类学科的位置。同时，某些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有可能同时被多所大学建设，造成重复建设。“我们在之前的一些行动中，已经有过类似的教训了。”

宣勇强调，择需布局必须坚持所选学科要能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代表未来重要发展方向，或者对国家、民族和人类发展有重要影响。“这样的学科尽管目前可能并不强，但也需要特殊的资源扶植，而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有关部门具有前瞻性眼光和战略性的顶层设计。”宣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