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合肥工业大学副校长朱大勇举报校长梁樑申报“全国教育改革创新杰出校长奖”弄虚作假一事闹得沸沸扬扬。据媒体报道，校党委在8月4日召开了常委会，会后合肥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陆林代表校党委向副校长朱大勇通报了会议意见。朱大勇称，陆林代表校党委要求其立即书面检讨举报内容、方式，立即停止传播，立即主动消除负面影响。以上三点需在两天内完成，否则建议教育部严肃处理他。

如果合肥工业大学校方确实对举报校长的副校长作出上述处理，那不得不说，该校存在的问题十分严重。不是按照正常的程序处理对校长行为不端的举报，而是动用行政力量对举报者进行打击报复。这把高校的行政化问题充分地暴露出来。

首先，对于举报，学校必须进行独立的调查，而不能由校长或者学校新闻中心回应，这只能代表行政的声音，而不是学校教授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独立调查的结果，从目前学校的回应看，就存在问题，比如，“梁樑作为校长，被推荐代表学校参加评选是职务行为”，就把校长职务与个体荣誉混为一谈，校长是行政职务，一校之长获奖肯定是一所学校的集体荣誉，甚至也不排除学校集体出面为校长报奖，但“杰出校长”显然也是个体荣誉。针对举报，学校应该启动独立调查——这也是教育部前不久刚刚出台的《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的要求——调查申报过程中是否有弄虚作假，如果存在，哪些是学校校长的责任，哪些是学校行政部门（包括校长办公室、宣传部门）的责任。从目前报道的信息看，学校并没有做这样的调查，而是由有直接责任嫌疑的校长和宣传部门来回应，显然不妥。假如学校在行政干扰下，不能启动独立调查，那应该由教育部门和评奖机构组成独立的调查机构进行调查。

其次，学校称“参评申报材料中未发现有虚假内容”，这是无法让公众信服的。报奖材料是否有虚假内容要由事实说话，学校在回应声明中，必须针对举报人的举报出具详细的调查结果，包括是否存在把担任校长之前的学校教学成果作为报奖材料的问题。如果存在，那就是弄虚作假，学校不能以“校长”是职务行为，就把历任校长的成果都搬到一个校长身上，这是对其他校领导的漠视，也是对基本规则的践踏。

再次，对于举报者的举报，如果调查显示是无中生有的造谣中伤，那被举报者可以通过法律程序维护自身的权利，却不能用行政力量打击报复。针对举报，学校学术委员会不启动调查就由行政回应，再接着就由行政机关开会处理举报者，这倡导的是什么风气？还有谁敢举报？该校称，要建议教育部对举报者进行严肃处罚，这是从“组织纪律”角度考虑——副校长没有维护班子的团结，将校领导班子的矛盾公开化——但却不是从教育原则和学术原则考虑。

当然，这也是该事件值得深思的另一方面问题，即副校长和校长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副校长和校长之间有矛盾怎么办？报道称，举报的副校长和被举报的校长半年中见面都不打招呼，这表明矛盾已经很激烈。从学校的治理逻辑分析，学校行政领导班子应该是一个整体，对学校师生负责。因此，在发达国家的公办大学，有代表政府、立法机关、学校领导、教师、学生、校友各方利益组成的大学理事会，由大学理事会公开选拔校长，再由校长提名副校长，由大学理事会任命，副校长对校长负责，校长代表行政团队对理事会负责。这其实就是校长“组阁制”，如果副校长对校长有意见，可向校长提出辞职，否则，行政团队的矛盾会影响团队的工作效力。

然而，在我国，虽然《高等教育法》规定校长有推荐副校长的权利，但是推荐权（还不是提名权）却是空的。而且，也存在与发达国家公立大学完全不同的情况，一方面，作为有正厅甚至副部级别的校长，本身不是公开选拔，而是由上级行政部门任命，学校师生对校长人选没有参与权、表达权和决策权，对校长有什么样的能力都不知情，也不会赞成校长“组阁”；另一方面，公办大学的校领导都有行政级别，担任本科院校的副校长就有副厅级级别，而行政级别又与待遇挂钩，所以，如果由校长提名副校长组阁，可能会任人唯亲。因此，考虑到级别问题，副校长往往是由组织部门选拔、任命，副校长和校长“不合拍”，在高校中并不鲜见。也就是说，高校行政领导班子不和，是目前大学行政化、校长有行政级别，按照管理高官的方式管理（选拔、任命、考核）大学校长的结果。而要求大学校领导轮岗、实行校长任期制，也是同样的结果——在国外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的长任期制，甚至是办成一流大学的一条经验，而校长之所以可以长任期，是因为校长是教育家，而非行政官员。

所以，不论是学校对副校长举报的处理，还是这种处理暴露出的大学行政班子问题，都指向学校的行政化问题。我国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早已明确要求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所公办高校取消行政级别，学校总体而言还是行政治校，这影响学校治理水平提高，也导致学校老是陷入学术不端纷争，曝出教育腐败丑闻。大学去行政化，不能只是停留在文件上，而必须有实际行动。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