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对口支援是由相关部门用行政手段制订计划并组织实施的，这是一种行政命令指导下的被动配对，而不是建立在双方共同利益需求上的主动结合。

■本报记者 陈彬

最近一段时间，对于青海大学的师生来说，可谓好事连连。

首先是在7月10日，青海大学与清华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签订协议，在“十三五”期间，将得到各支援高校多方面的支持。而就在该协议签订仅一周后，7月18日，一则《教育部关于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意见》出现在了教育部的官方网站上。其中，“服务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被作为了一项重要任务，而落实该任务的抓手，则是继续实施好“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校计划”。

“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校计划”诞生于2001年。算起来，今年正好是该计划实施的15周年。15年来，该计划取得了哪些成绩？面向未来，这桩中西部高校之间的“联姻”又面临着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呢？

历史之功

或许是一种巧合，自教育部颁布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校的计划后，几乎每过5年，有关部门都会颁布一项与此计划有关的重要政策。

比如在2006年，教育部出台了《进一步深入开展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校工作的意见》，并在同年联合其他部委出台《进一步加强教育对口支援西藏工作的意见》；2010年，教育部提出了“联合培养学生、合作开展科研、互派干部挂职、教学名师带徒、定向培养师资、教师出国进修、共享教学资源、扩大对外交流”八项新举措，对口支援政策模式趋向成熟；今年，就在新部长上任仅仅半个多月之后，教育部新的指导意见再次对支援西部高校作出了明确规定。

频繁出台文件的背后，反映的是国家层面对东西部高校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视。也正是由于这份重视，15年来，这项工作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校计划”出台之初，教育部共确定了北京大学与石河子大学，清华大学与青海大学等13对东西部高校建立对口支援关系。此后，加入此项计划的高校逐渐增多。根据教育部对口支援工作研究指导中心公布的数据，早在2012年10月，西部地区受援高校就已经达到50所。

青海大学的主要援助高校是清华大学。据统计，在对口支援的这些年间，清华大学先后有4位学者出任青海大学校长，10余位两院院士踏上高原，17名专家教授出任院系负责人，10批专家教授团指导课程、学科专业和实验室建设。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浙江大学与贵州大学之间，双方仅在开展对口支援的前十年间，校领导互访就多达120余次，签订各项协议19份，而目前贵州大学的“明星校长”郑强，也是一位在浙大工作了十几年的“老浙大人”。

应该说，类似于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对西部高校的援助成绩，在该计划实施的过程中并不少见。然而成绩是一方面，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条持续了15年的援助之路也暴露出了很多来自各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制度之惑

如同很多高等教育现象一样，中西部高校的对口支援所暴露的问题首先还是出现在制度层面。

今年两会 期间，记者在采访一位来自西部高校的全国人大代表时，曾谈及东西部高校对口支援的问题。交谈中，这位代表对于同处西部的贵州大学很是羡慕。

“浙江大学对贵州大学的援助是落到实处的。更重要的是，这两所学校同属于综合类大学，两者专业相近，在相关领域的援助也有的放矢。”该代表说，而他所在的大学虽然也有东部高校对口支援，但对方是理工类高校，而自己的高校却是一所综合类大学。

“我们的文科专业也想有一些提升，但我们找谁去呢？”谈及此处，该代表很不客气地将此种尴尬形容为“拉郎配”。

据记者观察，在目前的对口支援名单中，类似的“拉郎配”现象其实并不少见，仅在教育部公布的首批支援名单中，就有5组理工类高校支援综合类高校的情况出现。也许正是为了解决这一“专业不对口”的问题。教育部曾在2010年底和2011年初出台文件，成立由多所东部高校组成的团队，以团队形式支援西部高校。

“团队式对口支援西部高校工作一般是各成员高校根据自身学科特色和办学优势，重点支援受援高校的某一个或几个学院。这不仅有利于增强对口支援西部高校工作的针对性，而且有利于工作重心的下移，提高工作的实效性。”刘秋（化名）是北京某高校负责对口支援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员。对于团队式支援模式的初衷，她很是赞同。

然而，尽管初衷很好，但该模式在执行过程中，却似乎没有产生预想的效果。“虽然组成了团队，但各高校之间基本还是单线联系，要做什么项目也和其他高校没有太多联系。总之，这种改变没有达到预设的效果。”刘秋说。

至于原因，刘秋的回答很简单：“这本来就是一项上面‘压’下来的任务，教育部的资源配置也没有给东部高校带来什么好处，东部高校哪来的积极性呢？”

对此，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郑刚曾撰文表示，这其实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一种表现。

“对口支援是由相关部门用行政手段制订计划并组织实施的，这是一种行政命令指导下的被动配对，而不是建立在双方共同利益需求上的主动结合。”郑刚说，这就容易使高校滋生“等、靠、要”的消极思想。“当政府对教育信息动态掌握失灵时，容易导致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各种形式主义、走过场现象也就不同程度地存在了。”

资金之困

刘秋口中所说的“教育部的资源配置也没有给东部高校带来什么好处”，一个很重要的指向便是教育部的资金投入。

2001年，“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校计划”启动时，关于资金来源，官方文件是这样表述的：“以支援高校为主的支援与合作项目，所需经费由支援高校从各条渠道筹集的资金中统筹安排。受援高校内部基本建设和派出教师进修、攻读学位等费用，主要从西部重点建设高校专项基金中自行解决。”

“可见，对口支援工作是在没有任何专项经费的情况下启动的。换言之，所有用于对口支援的资金都需要由双方高校共同负担，而鉴于西部高校大多财政困难，这笔钱也只能由东部高校单独负担。”刘秋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负责相关费用的报销。对此，她深有体会：“我们学校在这方面的很多费用其实是某位校领导通过私人关系争取到的，这显然并不合理。”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资金问题，有关部门其实已经有所注意，从2011年开始，教育部也设立了用于西部受援高校教师和管理干部进修锻炼项目的专项经费，但经费数量依然有限。

“必须承认，近两年随着中央经费投入的增加，资金的问题是有所缓解的。”熊成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具体负责对口支援的协调工作。在采访中他表示，如果按照教育部的一些“规定动作”执行，资金方面的问题并不大。“普通教师的进修和选派挂职干部的钱还是够的，但如果想继续做更多的互访，搞一些项目的话肯定不够。”

对此，熊成表示，希望有关部门设立对口支援科研项目专项资金，由受援高校和支援高校联合申报，以促进受援高校科研水平的提高。同时对双方联合申报的科研项目给予政策倾斜，重点支持双方联合申报的，以解决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重大问题为目标的科研项目。

“除国家投入外，受援高校和支援高校还应该充分发挥主动性，通过双方共同的科研项目筹集支援经费。如选择一些有助于西部经济发展的科研项目，不仅能获得一定的科研经费，还能充分调动支援学校工作的积极性，最终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熊成说。

监督之憾

上文提到的那位人大代表作为校领导，曾负责过对口支援的相关工作。因此，他也曾有机会参加教育部组织召开的对口支援工作会议。在一次会议上，教育部负责人公开指责某东部高校的对口支援工作没有落到实处，当时的场景他至今记忆深刻。

“必须承认，目前很多高校的对口支援工作依然存在形式大于内容的问题。而要扭转这一局面，除了对东部高校进行一些政策上的鼓励外，也的确需要采取一些硬性措施。”他说，比如，目前很多高校都规定副教授晋升教授需要一定的海外经历。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加以效仿，规定正教授晋升二级教授也需要一定时间的“支边”经历呢？

相较于该人大代表对“硬性措施”的要求，更多的人则将目光对准了绩效评价及监督考核政策的缺失。

“至少从目前来看，对口支援工作更多地还是依靠两所学校自己的热情，现有的考核和评价手段无外乎提供一些计划、年度报告，以及几年工作后的汇报总结，一些监督检查也基本针对各高校的专款专用情况，并不存在专门针对对口支援的考核和评价工作。”熊成说。

在文章中，郑刚则表示，应建立一套动态评估监督制度。“在选择援助项目时，应做好前期论证、规划工作，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脱离实际的铺张浪费；在实施过程中，也应对实物量的投入标准和项目的运行程序进行科学评估。”

“我们可以吸纳社会各方面力量组建监督组，对援助项目进行检查、考评，做到及时诊断、反馈和矫正。这样做既防止支援方忽略实际，上马一些形象和政绩工程，也可以在动态的考核中对援助项目进行科学管理，逐步提高教育对口支援的质量和效益。”郑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