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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有关部门把评估结果与资源分配挂钩，这种做法可能导致评估结果变味。

■本报记者 温才妃

今年五一，对于北京某“985工程”高校的某学院院长王远（化名）来说，注定是一个“和主题极其吻合”的节日。他在劳动，为第四轮学科评估而忙。

之前为了研究评估胜出的策略，院里已经打得不可开交。最后，他们决定“弃车保帅”——砍掉软件工程一级学科，力保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在全国高校学科排名中胜出。

时间很紧，他们必须加班加点。开大会，堆资料，挪师资，争长江、杰青……在结果揭晓之前，谁高谁低一切皆是未知数，唯有尽人事听天命。

之所以如此紧张，王远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因为相传第四轮评估结果将与“双一流”建设的拨款挂钩，因此没有人敢有一丝懈怠。

而就在近日，中国计算机学会建议教育部评估应取消排名，一时间引起无数人呼应。那么，这场由评估引起排名、拨款纷争，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变味的第四轮评估

在中国计算机学会发布的公开信中提到，“近一段时间，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关注，调动了巨大的资源。在许多场合，都听见人们在议论，如何‘排兵布阵’，如何撰写材料……”而这也正是王远前阵子忙碌的写照。

中国计算机学会秘书长杜子德告诉记者，若按照前几轮评估的做法，最后将在每个学科上形成一个学校的排名。在现实中，这个排名会主动或被动地用在多种场合，例如在招生宣传、资源分配中等。因此各校各院系对这个排名都很看重。

特别是今年正值“双一流”建设启动年，有意无意中人们愿意将这次评估与该建设项目的布局联系起来，于是对名次的争取就显得格外重要，以至于有些学校对学科定下了在名次上“争X保Y”之类的目标。

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学术社团，中国计算机学会没有挂靠单位、没有财政拨款的羁绊，杜子德认为，“中国计算机学会有责任、有义务对政府的错误做法提出公开批评”。在他看来，中国计算机学会不是公权力机构，发表建议的对与错自有社会来评说。“不过，目前的叫好声一片，对于教育部的处理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杜子德简单地透露。

回过头来看第四轮评估，就不得不说它展开的背景。学科评估本着自愿参与的原则，在过去的前三轮中并没有让高校如此过分重视。然而，有传言这次学科评估的结果将会与政府拨款结合起来，这就使得原本的“自愿参与”变成了“不得不参与”。而这些传说并非空穴来风。王远透露，第三轮评估的结果实际上发挥了拨款标准导向的作用，也即上一轮评估结果成为“985工程”“211工程”高校的拨款依据。

正因为如此，第四轮评估引起了高校的高度重视，并被列为各高校的“一号工程”，由校长、党委书记亲自抓，举全校之力，商量怎样更有利地参与学科评估。

“总体上看，高校并不是从诊断学科问题、调整和优化学科结构的角度来考虑的，主要是为了争取更有利的排名，这就有为了评估而评估的嫌疑。”对于第四轮评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别敦荣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

排名还搅动了什么

为了评估而评估，高校采取了一系列近乎疯狂的举动，比如，在未经充分论证的情况下，把某些学院拆了，把某些学科停了，把某些学位点取消了，“这些举措究竟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一时间很难说清楚。”别敦荣说。

毫无疑问，这次评估给高校带来了沉重的压力，校长、书记亲自召集动员大会，各学院开会研讨评估指标，各学科点为此狂补资料，一时间成为校内压倒一切的工作。而评估在未揭晓排名前是一座黑箱。在这座黑箱中，谁也看不见谁，“争先”的心理在滋长，“恐后”的担忧在骚动。

“争先”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拨款、资源，这并不难理解；那么“恐后”则更多涉及的是高校的颜面问题。“试想一下，从第一名到最后一名全部公布出来，排在前头的自然没意见，排在后头的就不服气了，不仅会对排行榜提出质疑，还会想尽办法变通，争取在下一次评估中不让自己变成最后一名。”云南省高等教育评估中心副主任、云南大学高教院副院长刘康宁如是说。

同样是政府所作的高校排名，这不禁让记者联想到，2009年，教育部直属研究机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发布的《中国高校绩效评价报告》，一经发布即遭遇诸多排名靠后的大学对其科学性及对官方给高校划分三六九等的质疑。

那么，像这样由政府出面所作的排名，是否应该继续呢？

杜子德认为，学科评估应该取消排名。原因在于，政府排名是不合法的，没有经过法律的授权，行政机构不可恣意妄为。第二，作为公权的持有者，评估排名容易成为指挥棒，引起高校过分重视；由于学科的复杂性，不存在也不宜使用一把标尺简单地去度量；以总分论排名，不可避免各种“临场发挥”，无法反映学科长期积累的现实。“事实上，全世界没有哪个政府对它所拨款的大学进行排名，政府排名会对大学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造成极大的伤害。”他说。

在早前记者的采访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光礼表示，应鼓励各种各样的中介机构参与评估，唯独教育部等政府部门不能参评。“不能由教育部来分配经费，又由教育部来评，否则行政化、跑部钱进的现象会更严重。”

而在别敦荣看来，学科排名谁都可以做，政府承担了行政问责、指导学校工作的责任，由政府部门排名有一定合理性。“评估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有关部门把评估结果与资源分配挂钩，这种做法可能导致评估结果变味。”

评估究竟该怎么评

今年端午节，刘康宁也在组织教师们写资料、整理东西。“过程的确很痛苦，但评估过程使大学更注重学科建设的经验总结，以及挖掘自身的学术发展潜力。”

不可否认，学科评估的初衷在于帮助高校认识发展中的不足，进而提高学科办学水平和质量。事实上，前三轮的学科评估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这个目标，其结果得到了高校的重视和参考。甚至教育部也在尽最大的可能地减轻高校负担，实行“评估专家不进校”。

那么，“变味了的评估”怎样才能回归正常？

这里不妨参考一下本科教学评估。据刘康宁介绍，本科评估并不是请专家来为高校排名，也不需要给出“合格”与“不合格”的结论，而是专家在过程中帮助高校分析、诊断问题，刘康宁将此称为“第四代合作共建式”评估。

别敦荣补充，本科教学评估讲平常心、正常态，而这轮基于研究生教育的学科评估因结果与资助挂钩，使得高校集体失去了平常心。因此，评估要评学科、专业本身，不能与资源挂钩，这样才能达到以评促建、以评促改的目的。

此次评估的一项争议还在于，评估标准“一刀切”带来的对学科特色发展的担忧。

对此，刘康宁建议，政府在评估机制上要给高校“留白”。在他看来，教育部、省教育厅应该管到什么层面需要做规划，“政府应该管好底线，在自己的权限内管辖，而不是用一个标准统领全国”。具体而言，教育部应该重点管辖部属院校，省属院校应该留给省教育厅，必须给高校留足自主的空间，比如评估中的自愿参与原则须很好地遵守。

别敦荣则认为，从评估角度来说，政府评估在标准的设定上，不应该采用僵化的标准，而应采用开放的富有弹性的标准，适应并引导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院校办学；从高校的角度来讲，高校应该有自己的坚守，坚持自己的办学定位、发展目标追求，而不是跟着政府亦步亦趋。

“本科教学评估虽然不讲标准，其实处处有标准。全国本科院校教学评估没有统一的标准，用学校自己的尺子去衡量自己的办学成效，这样更有利于促进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别敦荣说。

专家建议

问题出在导向、时限与结果使用

科研导向，依然是第四轮评估中最大的诟病。以往评估中存在的数院士、长江、杰青的方式，本轮评估依然存在。而实际上，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人才培养等非量化的指标。“如果以绝对的数量化指标拨款，资源永远会集中在最好的大学身上。拨款不要绝对地以数量化指标为导向，这样非数量的影响因素自然而然就会体现出来。”刘康宁建议。

此外是排名的时限问题。刘康宁指出，学科发展强调基础性，并非短期促成，有些甚至是三五年乃至数十年。“近三年”的统计划分时限，未必能反应学科综合实力，有的高校学科建设在“近三年”可能处于重要成果的孵化期，而有的可能正好是产出期，以这样的时间截面进行横向比较也会有失偏颇。

一个极易被人忽视的问题是，评估结果的使用。正如前文所述，在“争先”的同时，还有一部分人在“恐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刘康宁打了个比方，国家公布重点支持某一学科的前10名，这时候要发挥自愿参与的原则，吸引能够胜出者参与，而对于毫无胜算的高校，则不必过分苛求，更不要公布其排名，不要“鼓励”其采用变通的手段获得体面的名次。

与此同时，政府应做好分层引导。“省里也可以进行学科评估，重点扶持两三个高校参与全国竞争，尽管它尚且达不到国际竞争水平，但可以鼓励它参与全国竞争，这样不同层次的高校的学科发展才不会丧失动力。”刘康宁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