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千百年来，教师一直以无私奉献的形象受到世人崇敬。然而，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和培养类型变化，研究生和导师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也日渐凸显。学生与导师之间发生矛盾的极端案例，以及由此引发的导师指导不力、师生关系雇佣化等方面的指责与讨论，经常见诸报端。最近发生的华东理工大学研二学生在导师的工厂被炸身亡事件，更在舆论场引发热议。
第9期的“议事厅”，新华每日电讯(以下简称“电讯”)对话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张宗益、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以及四川某科研院所一位不愿具名的知名教授Z，问诊当前高校出现的师生关系异化现象，畅谈新形势下如何建立和谐健康的师生关系。
采写：新华社记者吴光于、吴晓颖
西南财经大学校长 张宗益
◎高校在智力结构、制度安排、人际关系以及研究生培养方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高校主要承担教书育人的任务，现在社会对高校的知识发现、技术创新提出了新要求
◎高校教师与科研人员最大的不同是，前者还承担着培养人才和训练人才的任务。如果一个教师只注重做研究，不注重人才培养，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教师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
◎高校出现奔钱、奔项目、奔官、荒学术的“三奔一荒”现象，是高等教育学术资源配置规则、教师评价体系、高校功利的学术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世界一流大学，学生自治是学校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教授侵犯学生的权利，学生可以通过健全的渠道维权
■高校功能定位不能错乱
电讯：你认为理想的高校师生关系是什么样的?
熊丙奇：教师对学生有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健康的师生关系首先应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师生围绕一致的目标，共同成长。第二，教师要有专业操守和水平，围绕学生的学业开展课程教育，进行相应的学术指导，以身示范培养学生的学术能力与行为规范。第三，教师要帮学生进行职业规划发展，解答他们成长中的困惑。
电讯：当前高校师生关系出现了哪些异化现象?
熊丙奇：有些任课老师上课应付了事，上完课夹包走人，很少在课下与学生一起谈学习、谈人生；有的导师科研任务重，把研究生当成廉价劳动力，把自己的项目任务摊派给学生，只给他们微薄的报酬，师生间演变为雇佣关系。一些教师非但没能给学生解惑，反而增加了学生困惑、迷惘，有些学生对教师忙于兼职挣钱、追逐功利不满，认为这些不是为人师表者该做的事。
电讯：导致师生关系异化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张宗益：虽然目前暴露出来的极端个案是个别现象，但不能否认，当前中国的高校师生关系正在发生改变。与传统社会相比，师生关系被赋予了更多内涵。这与中国高等教育随着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有直接关系。
目前高校从智力结构、制度安排、人际关系以及研究生培养方式上，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些不同的力量都在新环境中发生碰撞。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高校的角色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过去，高校主要承担教书育人的任务，现在则对高校的知识发现、技术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
电讯：这些变化对研究生培养产生什么影响?
张宗益：过去的研究生培养注重知识的传授技能的训练，在校内就可以完成；现在更多要求要有创新，而创新性的人才不能拘泥于校内。技术的转化、科技成果的转化需要企业，这些企业往往承担着科技成果转化的功能，因此，就出现了研究生学生进入企业“打工”的现象。在从要素驱动转化为创新驱动的过程中，科技成果的转化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利益冲突。
电讯：这是否意味着，这种成果转化带来的利益对当代师生关系产生了冲击?
张宗益：是的。实际上，师生的冲突一直都存在，过去的冲突更多是论文、专著署名上的问题。以前很少有老师办企业，即使办企业，利益、规模也不大，能够产生的“蛋糕”和创造的市场有限，人们容易妥协。
我们应当正视个人价值观的变化，这既包括导师也包括学生。过去我们的社会是一元价值观，如今是“一元引领，多元并存”。在这样的情况下，利益上的争执不可避免。应当以平常心看待高校导师与学生因利益产生的矛盾争执，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高校在创新驱动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对国家社会的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
电讯：当前一些高校中，部分有资源的教授利用各种市场途径各显神通，既在外兼职又对外承担课题，教学变成副业，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奔钱、奔项目、奔官、荒学术的“三奔一荒”现象?
熊丙奇：这是高等教育学术资源配置、教师评价体系、高校功利的学术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教育法将高校的功能归纳为培养人才、发展科技、服务社会，有些高校功能定位错位，颠倒了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关系，认为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人才培养的地位被弱化。并相应建立了倚重科研、论文的教师考评机制，基于行政化的资源配置体系，使教师把更多精力放在拉关系、跑课题上，认为发论文、要课题比给学生上课重要，成为“课题教授”“经费教授”。
Z教授：社会也应当正确看待老师做课题的问题。“纸上得来终觉浅”，学生和导师都需要课题这样的平台。在国外的高校，导师都要有足够的研究经费才能招生。
电讯：舆论认为，学生参与导师的课题项目，应当享有公平的劳动待遇，应当对劳务费的发放等问题给予规范性的制度保障。现实中，会遇到什么困难?
Z教授：这个很难设定一个刚性标准，因为工作量无法衡量。有时候你认为你做了贡献，而在我的眼里却不是。没有老师，课题项目不仅无法申请，而且在一些情况下，学生接受老师的指导，进行设计、写作和修改，贡献的大小很难量化。这是一个“画龙”与“点睛”的关系。
电讯：高校教师应当怎样平衡教学和课题项目?
张宗益：高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所有的教师都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人才培养上。
一个优秀的教师首先自己要创新技术，应该成为自己专业领域内的“大家”，具有足够的影响力。要做到这点，承担项目是应有之义，要得到资源支持。另一方面，研究生需要实战的平台，和导师一起在这个平台上进行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得到训练，导师承担科研项目是高校必须做的事情。
但是，高校教师与科研人员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承担着培养人才和训练人才的任务。如果一个教师只注重做研究，不注重人才培养，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教师。高校应当对教师在校外兼职以及横向课题项目的申请、运行加以规范。
■师生关系不是师徒关系
电讯：从中南大学研究生跳楼自杀，到电子科大学生发帖控诉导师“压榨”，再到近期的华东理工大学研二学生葬身导师的工厂事件，社会舆论认为，在当前中国高校中，学生处于弱势的地位，我们应当从哪些方面着手改革?
熊丙奇：高校应去行政化管理，建设以“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大学制度，厘清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的职能边界，发挥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独立进行教学事务、学术事务管理和决策的作用，让学校本身回归教育本性。此外，在世界一流大学，学生自治是学校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参与学校办学管理、监督和评价，如果有教授侵犯学生的权利，可以通过健全的渠道维权。反观国内，学生维权意识、自治空间还很有限。
张宗益：在新的背景下，导师和学生的关系需要时间进一步规范。学校要在制度和精神上设计一个让各方表达自己诉求的机制，让各方的声音在学校都能得到正常的表达，也能让各方的力量比较均衡，这是学校追求的目标，也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实际上，导师和学生是相互制约的，不存在绝对强势的导师。一个导师如果一直强势霸道，学生会“用脚投票”，这种强势也将不可持续，否则就会走进死路。
目前，包括西南财经大学在内的许多高校都建立了研究生申诉渠道，学生遇到生活、待遇、学术上的各方面问题都可以申诉。事实上，学生在招生的时候可以选择导师，培养阶段确有正当理由，也可以申请换导师。
电讯：这一系列新闻事件还暴露出哪些需要思考改进的问题?
张宗益：国家对一些新领域应当加强管理和制度建设，华东理工大学研究生发生的安全事故暴露出当前部分创新型企业的安全保护工作的欠缺。大企业往往有人力物力的保证，能够达到安全规范的要求，中小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有所忽视，需要引起重视。
电讯：在新的形势下，师生应当怎么相处?
张宗益：很重要的一点是平等。随着经济发展，过去传统社会中那种师傅带徒弟的人身依附关系已经不存在了，导师要放下架子。随着社会进步，知识爆炸式增长，一个人要成为绝对的“师傅”很难，年轻人获取知识的渠道很多。尊老爱幼、尊敬师长的传统美德要传承，老师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老师与学生，除了传道授业解惑之外，还将具有越来越多的合作伙伴关系。
Z教授：和谐的师生关系是“教学相长”，教的过程也是学的过程。好的老师能够成就学生，好的学生也能成就老师。一定要记住：“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电讯：一直以来，我们呼唤重树“大学精神”，您认为“大学精神”是什么?
张宗益：大学精神有两层意思。第一是追求真理，第二是要有家国情怀、民族责任感。在“象牙塔”中，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心中都应该具备这些追求和情怀。
但是现实中，每个人对大学精神的认识都不一。一些人读大学只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谋个好职业。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大学中的不同的个体处在不同的发展层次上。我相信，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为温饱发愁的时候，对大学精神的追求会越来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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