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院院士大会召开之际，记者走进了北大化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刘忠范的办公室。

“嗨，也不知道怎么就答应了你。”见到记者，忙得不亦乐乎的刘忠范似乎后悔把时间给了记者。访谈中，不时有人推门进来试图与他聊聊与石墨烯相关的问题，而他不得不接着把自己对中国科技界存在的深层问题吐出来，尽管他认为说出来未必有意义。

不正常的忙碌

“我1993年回国。那时，经常晚上来实验室，灯基本都是黑的。下班时，北大化学院门口常常能看到不少人闲聊。这种现象如今完全看不到，现在所有人都忙得一塌糊涂。即便半夜12点，实验室灯火通明。几乎所有实验室都这样，不仅仅是我们实验室。昨晚，我11点半回家。这是经常性的。”如同讲故事一般，刘忠范以悬念开场。

“好现象啊。”记者不假思索地肯定了这种变化。

“这两种现象其实都不正常，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并不鼓励无所事事，而所有人都在忙，表面看是好事。实际说明，每个人都承受着压力，巨大的压力。”他点破了其中的一层。

“为何所有人都这么忙?”像剥葱一样，他又剥一层。

“所有人都很忙，有诸多深层次原因。与评价机制、导向和人们的追求都有关。我们是做学问的人，某种意义上讲，学问是闲出来的，不是忙出来的”。他语气温和。

“我们的政策和导向，就是让大家都忙起来，看起来轰轰烈烈”。

韩春雨为个别现象

近些日子韩春雨爆屏了，大家很兴奋。

刘忠范认为，韩春雨是中国科学界的个别现象，不具有普遍性。

他说，“韩春雨是‘体制外’的人。‘体制内’的人都在忙，忙于发文章，但对科学影响不大，绝大部分工作在科学史上不会留下痕迹。包括我，一辈子发了很多文章，未必能在科学史上留一笔。”他说。

“韩春雨没有多少钱，愿意花时间沉下来做事情。前几天我在上海开会，在微信里与学生交流，韩春雨给了大家一个启示：埋头做事，做与他人不一样的事情。他的文章不多，但一鸣惊人。这是真正的科学追求。”

“我之前曾预言，中国第一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肯定是体制外的人。第二位也未必是‘体制内’的人。‘体制内’的人过于忙碌，忙于各种头衔，优青、杰青、长江，最后院士。因为评价机制在导向这里。如果对这些无所谓，意味着没有研究经费，也没有待遇。特别是看到不如自己的人上去了，会很不甘心。这就是‘体制内’的人的追求。当然，‘体制内’的这些聪明人，在科学上也会做些事情，但很难载入科学史。”

他分析，“中国人拿诺奖不是问题。印度、巴基斯坦也有诺奖获得者，学术水平未必有中国高。而这是偶然事件，不会批量或接二连三获诺奖。偶然的遗传变异而已”。

“我认为，一个国家出现诺奖并不奇怪，需要的是连续不断的出现。只有连续性获诺奖，才表明具备了生产诺奖的土壤。日本在过去16年中出现了12位诺奖获得者，一是科学积淀到一定程度，二是具备了创新的环境”。

他指出，中国现在的科研文章很多，很炫，很繁荣，数量已达世界第二。很快就会到世界第一。可这些文章有多少价值？在科学史上能书写一笔吗？

他曾在北大化学百年庆典时，做了一块物理化学史话展板，展示了过去二百年间物理化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可以想像，在这块展板上没有中国人。他说，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在未来的一百年里，就一定会有中国人出现。

“沤麻”环境里的鱼

说到这里，刘忠范想起了童年时见过的一幕。

他不紧不慢的讲述，“小时候，我在农村，见过沤麻。农民把麻泡在水里发酵，一段时间后，麻臭了，皮自然脱落，水也臭了。沤麻的水发臭起泡，把水里的鱼熏晕了。这些鱼就会疯狂地到处乱串，忙着找出路。有的被熏死了，有的被呛死了，个别大的半死不活”。

他感觉，现在中国的科研人员就是这种环境中的鱼，整天到处忙碌着争取研究经费，参加一大堆行政主导的伪学术会议，其实很多人未必清楚自己究竟关注什么科学问题，只是忙着发文章，发高档次的文章而已。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做了8年，现在的我们有几个能有此耐心，能够关注真正的科学问题？忽悠和宣传充斥着我们的学术界，大家都在炫酷而已。行政化主导着科学界，各种伪学术会议一个接一个，美其名曰“学术交流，”都是圈内人。如果不参加，下次就不会有你，申请经费将受阻。科研人员大部分时间就这样被占用，无法静心做学问。

他说，“回国后，我觉得最好的一段时间是非典时期。那时，安安静静，没有任何烦扰，在实验室认认真真做学问，很惬意”。

他坦承，“回国20余年来，见证了国家的发展。过去中国科学基础差，国家支持科学十分有限。2000年前，研究人员发篇国际刊物论文就很激动，现在若不是刊登在《自然》或《科学》上，已不好意思谈”。

之所以提出一些意见或建议，实盼中国科学方方面面步入真正的科学轨道，尽量减少行政干预，别将科学家沤在浑水里，别那么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