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向自愿参与科研的人们提供关于研究的任何反馈这一方面，我们做得并不好。

Rita Woidislawsky拥有高HDL，而这可能会产生副作用。图片来源：J. Couzin-Frankel/Science

当《科学》杂志记者Jennifer Couzin-Frankel同Rita Woidislawsky在美国拉科隆布咖啡店初次见面时，后者热情洋溢且坦诚直率——在她最钟爱的咖啡店里拥抱认识的老主顾、向咖啡师挥手并且迅速发现要空出来的桌子。Woidislawsky穿着健身服，看上去比68岁的实际年龄小很多。她有着一头鬈发以及自十几岁移民起便一直未改的以色列口音。

隐藏在视野之外的，是世界知名科学家为Woidislawsky所吸引的一些东西：其异常高的高密度脂蛋白（HDL），或者说是“好胆固醇”，以及她在约5年前作出的参与一个研究项目的决定。这也是Couzin-Frankel和她在此相会的原因。和那些向科学家提供了血液以及几个小时询问时间的上百万名志愿者一样，过去十年间，该项目几乎未引起Woidislawsky的注意。然而，她在上个月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在偶遇项目首席科学家后，Woidislawsky了解到，该研究团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她的案例占据了显著位置。Woidislawsky在家里的电脑上搜索，发现了Couzin-Frankel在6周前撰写的关于该论文的新闻故事，并且带着极大的惊慌读完了它。

正如Couzin-Frankel在故事中详细讲述的以及美国《费城询问报》和其他地方所报道的那样，研究人员怀疑，Woidislawsky一直引以为傲的高HDL可能有损身体健康。他们将其追溯到Woidislawsky携带的一个异常罕见的基因突变，并且猜测这会使她的肝脏从血液循环中吸收HDL胆固醇变得更加困难。而这反过来会导致斑块形成的风险增加。的确，上述论文报告称，和Woidislawsky这个年纪的人相比，她拥有更多的动脉斑块。

所有这些对Woidislawsky来说都很陌生。作为一名为年轻女性治疗饮食疾病的心理学博士，她很苦恼，然后开始搜寻全世界的HDL研究人员并给他们发邮件，以期对她异乎寻常的生物学现象有更多了解。

Couzin-Frankel意识到，Woidislawsky被夹在临床研究中两种不同的窘境之间。研究人员应向参与研究的志愿者提供什么样的健康信息，尤其是在尚不确定它意味着什么以及是否或者如何对其采取行动时？研究人员是否应告知志愿者他们的个人故事在论文中被记录下来，即便其他人不可能从撰写的内容中将其辨认出来？

HDL“冠军”

40多岁时，Woidislawsky发现自己拥有高HDL。最终，它攀升到152，约是正常值的3倍。“我对此一直很感兴趣。”她说，“甚至有点为此骄傲。拥有这么高的HDL，我还能四处走动。这太不寻常了。”

Woidislawsky当时的医生同意并建议她和附近宾夕法尼亚大学（UPenn）的一个研究小组联系。近年来，HDL是一个令生物学家困扰的源头。尽管高浓度HDL同较少的心脏病联系在一起，但提高HDL的药物均在临床试验中失败了。研究人员知道他们漏掉了一些东西，并且希望像Woidislawsky一样的人能帮助他们了解可能错失的内容。

“我们真的没有期望会从基因角度获得以任何方式同个人健康存在关联的结果。”领导上述UPenn团队且备受尊敬的遗传学家Daniel Rader表示，“当我们在约15年前开始此项研究时，这绝对是一种信念，即拥有高HDL的人参与进来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弄清楚高HDL的起因，便会获得伟大的新见解。”

Rader很想让Woidislawsky参与他的遗传学研究。Woidislawsky签署了必要的表格，随后两名研究人员到家门口为其采集了血液。DNA测序揭示了一个名为SCARB1的基因中的突变，但正如该研究小组和很多其他团队通常采用的做法，Woidislawsky并未被告知此事，因为没有人知道该突变意味着什么。相反，该研究小组再次联系到Woidislawsky，并询问其是否愿意接受颈动脉超声波检查。她欣然同意。

很快，Woidislawsky将此项研究忘得一干二净。随后，在3月初的某个时候，她在常去的地方——拉科隆布咖啡店遇到了Rader。两人亲切地聊着天，其中Woidislawsky提到自己最近被诊断出患有高血压。Rader建议Woidislawsky预约个时间找他看一下。Woidislawsky回忆说，当时HDL研究并未被提及。

不过，这项研究很快就发表了，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些媒体刊登的新闻故事。Rader团队发现，全世界只有Woidislawsky体内SCARB1基因中的一个突变拥有两个拷贝。科学家还鉴别出约300个拥有一个拷贝的突变。

意外的转变

Rader并不确定要和Woidislawsky分享些什么。3月11日，在约定见面的几周前，Rader给她发了一封邮件。“我想让你知道，我们描述在你身上发现的基因变异体的论文底稿会在今天的《科学》杂志上发表。”Rader写道：“今天的《费城询问报》也详细报道了它。或许你会想要看一眼。”同时，Rader补充说：“对于你热情参与我们的研究，我怎么感谢都不为过。”

这条信息并未给Woidislawsky留下太多印象。这是Woidislawsky首次听说自己拥有基因变异体，但她知道很多人也拥有这样的变异体。Woidislawsky阅读了《费城询问报》对此项研究的描述，但并未将其中的信息，即特定案例中的高HDL可能存在问题，同自己联系起来。她猜测，那个动脉中有斑块的67岁女性不可能是自己。

Woidislawsky给Rader发了封邮件：“我从未把自己想成是自恋狂，但希望那位67岁的女性不是我。当我见到你时，希望你能对研究结果做更多解释。”

几周后，Rader做到了。在4月底的一个周五，Woidislawsky按照约定来到Rader的办公室。在那里，由于Woidislawsky先前已询问过，Rader便透露说她就是文章中的那位女性。“让我讲一下研究结果对于你意味着什么。”Rader回忆说，当时他向Woidislawsky保证无须为此担忧。不过，由于动脉斑块出现小幅增加，他开了降低胆固醇的药物——瑞舒伐他汀作为预防措施。

Woidislawsky试图处理这种转变。“我很难过。”她说：“我被吓坏了。”Woidislawsky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在想她怎么会出现动脉阻塞。从外表看来，她很健康，并且热衷于普拉提、瑜伽、减肥和有氧运动。

汲取教训

Woidislawsky的故事给像Rader一样的研究人员以及指导他们的伦理学家上了一课。对于像Couzin-Frankel一样传递最新研究发现的记者来说，这也是一个教训。“通常，在向自愿参与科研的人们提供关于研究的任何反馈这一方面，我们做得并不好。”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临床中心生物伦理学部门负责人Christine Grady表示。他还怀疑，研究志愿者是否知道科学家的初始目标之一就是公开他们的结果。“虽然会有很多知情同意表格，但它们几乎不会提到关于论文发表的任何事情。”Grady说。

如今，Rader表示，他并不确定如何处理这一情形。他认为，尽管并不是案例研究，“但这篇文章确实有点依赖于在Woidislawsky身上获得的最初发现”。他甚至怀疑，“让Woidislawsky知道这篇文章是关于她的做法是否正确。”Woidislawsky签署的知情同意表格并未提及回送结果的事情，无论它们是否被发表。

学术期刊也无法提供太多指导。当涉及案例研究，诸如《美国医学会杂志》《英国医学杂志》等一些期刊会要求在论文发表前让受试者签署同意书，但这仅限于他们可能被从论文底稿中辨别出来的情况。对于Woidislawsky来说，这并不适用。《科学》杂志对于案例研究并没有特定的指南。

“我真的认为，我们需要开启一场关于这个问题的更大规模讨论，并且从患者那里收集一些关于如何处理该问题的集体想法。”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人类学家Barbara Koenig表示，“患者想成为搭档。”Koenig的研究证实，大多数人想“获得关于一切事情的反馈，而且他们并不关心研究结果是否存在不确定性”。（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