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卉

“当原有的经济模式运行接近极限或进入拐点，各类经济主体原有的惯性依赖亦需逐步放弃。尤其是，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及其产品服务，需要整体转往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技术路径。”日前，由中国社科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联合在京主办的2016世界地球日生态论坛上，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韩孟如是表示。

以“生态转型与绿色创新”为主题的此次公益论坛上，很多专家提出了建议。

生态农业是世界大势

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所环境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友国团队，以实证分析显示了农业生产方式对环境的极大影响：在发达国家，商业化农业占主导，割裂了农场主发挥环境管理代理作用的途径，农业生产者为了获取最大利润，不断提高农业产量，使得农业成为一个高投资高产出，人工操纵程度越来越高的高风险系统。

“工业化农业向传统化、绿色化转变的种种回归大潮正在世界涌现，势不可当。”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金宏断言。

金宏指出，在唯GDP至上时期，以大规模、集约化、高效率农业为主导，片面发展工业化农业，只追求高产单一指标，就会造成物种退化，许多优良资源损失。而物种多样性丧失，直接导致生命、生存环境的恶化。

“我国最大的污染源、破坏生态平衡的‘大老虎’，是化学农业。不仅严重污染环境，还制造了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社科院食品安全课题组、农工党生态扶贫课题组邢东田指出，改变这一被动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展生态农业。

邢东田提出，生态扶贫，对口协作，在保证诚信与责任的同时，将会大大降低产品价格，让更多的人吃上安全放心的生态产品。

不宜盲目追求可再生能源高比重

我国风电和光伏发电的累计装机容量分别于2012年和2015年成为全球风能和光伏发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

这一成绩令人瞩目，但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所研究员郑玉歆提醒：要看到，我国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的多数企业过度依靠补贴、国际市场、低成本优势，核心技术来源于国外，关键工艺、设备和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自主研发水平较低。

同时，风电、光伏发电的效率受到储能技术发展滞后、上网难等问题的严重制约，弃光、弃风现象普遍。产能过剩问题令人关注。

我国财政现在每年都要支出数百亿元用于可再生能源的补贴，郑玉歆表示，“这种补贴的实质是用化石能源的盈利去补贴可再生能源的亏损，是在用高成本的能源去替代低成本的能源，大规模应用代价过大。”

在此情势下，我国可再生能源应适度发展，不宜盲目追求可再生能源的高比重，不能因为方向对就铺摊子、上规模、一哄而上。

在可再生能源技术尚未出现重大突破的情况下，郑玉歆建议应该建立适当的行业准入制度，限制落后，扶植先进，以提高财政补贴的有效性。同时，对于可再生能源对环境改善的作用不宜期望值过高。我国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终究离不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离不开传统能源的清洁使用。

警惕核污染

一份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报告显示：从核辐射范围来看，甚至1500公里以外的德国和相距更远的英国都受到核辐射尘的污染。如果需要彻底消除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的后遗症，至少需要800年。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郭士博发现，核污染早已经成为十大环境问题之一。核污染已然成了人类摆脱不掉的阴影，亦是人们不能承受之重。核污染包括核辐射、原子尘埃等本身引起的污染，还有这些物质污染环境后带来的次生污染。比如被核物质污染的水源具有危害范围大、持续时间长、破坏时间长的特点。

中国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研究员孙文鹏建议，必须改变对核安全的观念，不能把核安全建立在核技术可以消除事故的假设基础上，而应致力于不仅使核灾难发生概率最小化，更要使核灾难的危害最小化。

与会专家同时提醒，环境保护，企业是主体，政府有责任，公众是基础，大家应从自身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