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翌霖

新近发布的《基准》引起了许多争论，除了看笑话挑毛病之外，也逐渐有一些科学家和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学者们认真参与讨论，也有学者指出了，这部《基准》的推出也有许多积极意义。我认为歪打正着是运气，但更重要的仍然是反思和检讨究竟为何会打歪。

首先，这部《基准》的推行本身有“结果遮蔽过程”的特征，即作为结果的评测条目遮蔽了作为过程的素质教育。

欧美国家的相关评测基准往往由学术界或民间机构设计，作为调查研究公民科学素养的参考。现在，《基准》成为学习材料，由官方自上而下地发布，要求各级部门组织学习。

很显然，公民科学素质的培育应该依靠更完善的中小学教育，以及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熏陶，而不应该靠学习评测标准本身。如果这一基准激励的不是更丰富的启蒙教育和更开放的科学传播，那么其非但没有益处，反而可能造成新的危害。

其次，《基准》对“科学”这一概念的理解非常模糊，在许多情况下，“科学”基本等同于“对的”，乃至“好的”，“科学知识”被等同于“正确的知识”。这也是“结果遮蔽过程”的表现，科学既包括沉淀下来的科学知识，更包括复杂多元的求知活动。

这类把“科学”理解为现成的正确结论的态度，在《基准》中比比皆是。又如（33）提到“解释自然现象要依靠科学理论……对尚不能用科学理论解释的自然现象不迷信、不盲从”。这句话听起来大致没错，但它似乎要求人们预先知道哪些现象是科学能够解释的，哪些是不能解释的。一个神棍也可能以科学的名义提供解释，一些看似权威的文本中也可能出现错误的解释（例如这部《基准》对太阳光的解释），许多人愿意相信科学，但实际却盲从了神棍。那么应该怎么才好呢？其实很简单，说“不迷信、不盲从”就够了，即便是以科学的名义给出的解释，也不该迷信和盲从。

把“科学”混同于“正确”，一方面它允许人们“偷工减料”，直接去依附现成的科学结论，而绕过自由思考和批判质疑的过程；另一方面，它容易让各种不同语境下的“正确”掺杂在一起。例如我们可以说三聚氰胺是“好东西”，它在塑料和涂料等方面很有用，我们又说可以在奶粉里增添一点“好东西”，比如维生素、氨基酸。然而如果我们脱离各自的语境，把此“好东西”当作彼“好东西”掺入奶粉中，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基准》虽然在名义上承认科学“在不断发展”（3），但它指的只是“科学知识本身需要不断深化和拓展”，而从来不谈科学也可能出错，科学的发展除了深化与拓展之外更有纠正和革新。我们固然不能指望把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或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作为公众认识的基准，但至少应该把自古希腊以来科学传统在自由与批判的方面的特色包含进来吧。

《基准》仅在（10）提到了“求真、质疑、实证的科学精神”，但从其余内容来看，编者所说的质疑精神基本上是针对科学之外的东西。例如在（32）中，紧接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空洞口号之后的是“实验是检验科学真伪的重要手段”，这就是严重的误解了——事实上实验的确是现代科学的关键环节，然而它的意义显然不是检验“科学”的真伪。科学家提出某个猜想，实验证实了当然皆大欢喜，但如果实验证伪了这个猜想（且不讨论所谓证伪其实也很复杂），那也只能说这个“猜想”被证伪了，而不能说“科学”是伪的。爱因斯坦提出的一些假说最后被实验否证，但爱因斯坦仍然是科学家，一个神棍提出的预言可能恰好被实验证实了，但并不表示他的那套理论不是伪科学。实验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却不是检验科学本身的手段。

再次，关于这部《基准》中提到的“阴阳五行”等中国古代思想，一些学者指出阴阳五行等传统思想的确很有价值，确实值得现代人了解，这没有错。然而关键在于，它们是被当作什么角色，以怎样的方式被引入《基准》的？这个问题比它们本身是不是“好东西”更加重要。因此，阴阳五行的价值和被《基准》引入的价值完全是两码事，这也是典型的“结果遮蔽过程”。（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