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30日，梁启超在给大女儿梁思顺的家书中写道：3岁的老白鼻（老baby）得病已过一月，证明由百日咳转到肺炎，我现在心很乱，正在靠临帖来镇静自己，希望他能度过危关。

89年后，同样因为肺病，梁启超口中的“老白鼻”——最小的儿子梁思礼没能转危为安，于4月14日10时52分在北京去世。作为“梁门三院士”中的一位，梁思礼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梁思礼的家门口设有一个简易灵堂，花圈和鲜花已然让狭小的空间“超载”。前来吊唁的有亲人、老院士和高级官员。还有从广东“打飞的”赶来的年轻人，为“梁老师”送上3朵黄菊、4朵白菊，鞠上三个躬后匆匆离开。

书房里的蓝色制氧机还泛着气泡。角落里那台银色CD播放机安然若素，旁边还堆着梁思礼精挑细选的唱片。

他是真正的音乐发烧友。仅柴可夫斯基的六部交响乐，他就有两套，“一套卡拉扬的，一套马尔文斯基的”。

“如果现在还在家，他应该还在听着各种轻快的交响乐。”梁思礼的小女儿梁红说。

家里一直播放着“圣桑b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圣桑称这首曲子为“两山夹一湖”：一、三乐章是激情的高山，第二乐章则是平静的湖泊。欢快与沉静的情绪不断交替。

早在几年前，梁思礼就在遗嘱里说，希望去世后播放这首曲子，还强调“不要放哀乐，不必悲痛和沉痛”。

如同离世后享有的安详，他生命最开始的岁月如同一支摇篮曲，缓慢地摇曳。

父亲梁启超称呼这个小儿子“老baby”，汉化为“老白鼻”叫起来更亲切。他在家书里细致地描写老白鼻：“老baby好玩极了，从没听见哭过一声，但整天的喊和笑也够他的肺张开了……这几天有点可怕——好咬人，借来磨他的新牙。”

梁启超在饮冰室写作的时候，一般不喜欢人打扰，但唯独老白鼻能去。趁着父亲的休息时间，他每天总来搅局几次。

“我看到他是那么的疼我、爱我。”梁思礼回忆说。

如今，梁思礼书房黑色书架上摆放着一整套《饮冰室文集》，书的旁边还挂着梁启超用过的毛笔。笔身上刻印着“饮冰室主人”几个字，涂料是绿色的。

有人评价说，梁家子弟是具有“饮冰室血统”的中国人。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见到梁思礼时，直接说：“你很像你的父亲梁启超。”

当人们问起梁思礼，父亲对他最大的影响什么？他几乎毫不犹豫地说：“爱国。”

对于经历过战争、国难和海外漂泊的人而言，爱国不是一个宏大而抽象的概念。梁思礼见过英租界戈登公园门口挂的“中国人和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目睹自己的母校南开中学被炸时，日本飞机俯冲而下，一颗炸弹从机体脱出，顿时烟尘滚滚。

梁思礼是伴着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归国的。那是在1949年夏，在美国获得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后，梁思礼决定回国。乘船回国途中，他随身携带着业余无线电收音机。

轮船走了20多天，有一天中午，轮船行驶在宝蓝色的太平洋里，收音机里突然传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还说国旗是五星红旗。

五星红旗到底是什么样呢？梁思礼找来一块红布，在中间放上最大的星，四个角上再分别摆一个小星。在碧蓝的大海上，他一边唱着歌，一边挥舞着凭想象制作出来的“五星红旗”。

回国后，政治潮流不时裹挟而来。岁月如同一支复调的乐曲，有欢歌，也有咏叹，时代沉浮和个人命运交织进行。

梁思礼先是遭到诬陷。1952年，在完成国内无线电天线建造工作后，他因一笔钱财“来路不明”而被拘留。

当时正值“五一节”。窗外传来阵阵歌声，歌中唱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他本想像3年前一样唱出声来，可一时间心中的难过和委屈一下子涌上心头：“为什么现在不信任我？不让我唱？为什么我爱国爱得这样难？”

问题最终查清楚，这笔钱是母亲王桂荃卖了老宅子得来的钱。当时的邮电部副部长王诤为他平反，这令梁思礼“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感觉”。

作为中国航天业的奠基者之一，梁思礼和那代航天人在时代的杂音里寻找胜利的凯歌。1962年，中国第一枚中近程导弹正在进行发射试验。当时，踌躇满志的梁思礼第三个孩子即将出生，他和妻子约定，男的就叫梁凯，女孩就叫梁旋。

凯旋的日子并未如期而至。导弹像喝醉了一样，摇摇晃晃，头部冒着白烟，落在了发射阵地前300米的地方，炸出一朵蘑菇云和2米多的大坑。这次实验失败了。

“我认为失败的教训对我们的成长更为重要。我们要把坏事变成好事才行。”他淡淡地说。当年梁思礼的小女儿出生，名字还叫梁旋。

经过两年的卧薪尝胆，设计师们对导弹做了大量改进工作，之后连续试射8次都获得了成功。

正当航天事业奏起昂扬的协奏曲时，“文革”发生了，梁思礼被“靠边站”。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梁思礼等一些高级工程师被保护起来，吃住都在图书馆里。

“但行动上要随时报告，天天被审查，每天等着挨抓。”他干脆剃光了头随时准备去坐牢。

对真理的追求，始终是梁思礼人生的主旋律。

到了1970年，北京搞“大会战”，要求在100天内将一枚导弹送上天。由于很多产品不合格，元件和焊接都存在问题，很多工作需要梁思礼团队重新做，时间一拖再拖。

老同事孙凝生回忆，在一次会上，领导问梁思礼：“你说还要多少天？”

“最少20天。”梁说。

“胡说，我问过工人，他们说只要15天。”

虽然挨了批，可梁思礼回去又干了100天。就在他认为准备完毕了，上头突然说：不发了，这发弹已经“老”了。

梁思礼和技术人员不同意，认为上天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即使失败了也可以发现薄弱环节”。梁思礼与上级争执不下。

最后，周总理拍了板：发。火箭在空中画出了一条弧线，虽然打远了几百公里，但方案得到了考验，获得了基本成功。

梁思礼总想让坏事变成好事，犹如一部交响乐中奏起低沉的段落之后，总是会出现激昂部分，慢板之后大都会出现快板。

“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父亲家书里的话一直都在激励着他。

在女儿梁红眼中，“梁门三院士”里，父亲的成长最不易。“没有受过爷爷的荫护，但他一直很乐观豁达。”说这话时，梁红说话的语气依然柔和缓慢，但音量有所增加。

父亲离开人世的时候，梁思礼只有5岁。但父亲的影响，随着血缘和家传，一直伴随着他。

“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 梁思礼常说。

在人生最灰暗的时候，梁思礼的心里也会奏鸣着轻松的田园交响曲。有一段时间，他被下放到河南正阳五七干校，当了一年猪倌儿。梁思礼倒觉得自己“当时猪养得不错”。

和他一同下放的杨德生至今仍记忆犹新：“‘梁主任’变成了个老农民，戴着个草帽，胳膊上戴着白袖套，白皙的皮肤变得黝黑，鞋子上沾满了泥，老远就和我打招呼。”

漫长岁月中，他并不能把所有坏事都变成好事。1973年，母亲王桂荃去世了，当时梁思礼想为母亲奔丧，但未获批准，理由是“需要划清界限”，结果母亲尸骨无存。

梁思礼的大儿子左军因为祖母这件事患上严重的抑郁症。30岁那年，左军选择跳楼自杀——那天正好是梁思礼夫妇的结婚纪念日。

这成为梁思礼人生中最悲伤的两个乐章。

政治的风波逐渐平息，岁月日渐老去，梁思礼的生命乐章转向了深层平静的基调。

梁思礼总说音乐唱片越来越难买。他的挑选几近苛刻，作曲家、曲名、指挥、出版商，统统有讲究。有时，国外的发烧友会给他寄贝多芬的第五、第七和第九交响曲。

对他来说，除了音乐，无法将就的事情，还有工作。参加一个项目评议，他认为有的地方“没有吃透”，就坚决不签字，也因此得罪不少人。有些项目负责人见到梁老心里就开始犯嘀咕，甚至干脆就不请他做评审。

“下次还请梁思礼，他仍旧愿意去，建议依然犀利到位，他认为不该签字的仍旧不签。”与梁思礼共事过20多年的一位同仁回忆说，“航天科技集团的人都知道梁老是个直脾气，有啥说啥。”

梁思礼家中的正厅挂着两个女儿送给他的一幅油画：一个超大的奶酪中间，一只小老鼠从中探出了头。这是与时俱进的梁老微信朋友圈的头像，因为他是属鼠的。

他曾经自嘲，“猫有9条命，而我属老鼠的遇到过5次险。”

这一次，梁启超最爱的老白鼻没有继续幸运下去。去年年底，梁思礼因肺部疾病住进医院，身上插满管子，离不开呼吸机，说话也十分吃力。

他的病房里仍然回响着斯特劳斯的圆舞曲、《天鹅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威廉退尔序曲》等节奏欢快的乐曲。有时不小心被人替换成慢板、行板，梁思礼会立即要求“换回刚才的圆舞曲”。

一个安静的午后，梁红和往常一样在医院里给父亲读国际和军事新闻。

“放首歌。”梁思礼用微弱的气声说道。

梁红打开手机，点开了父亲最爱的那首《故乡的亲人》。黑人歌手用浑厚的嗓音唱着：“年幼时我在故乡田庄，尽情游荡，不停地唱着愉快的歌，度过那好时光……”

她清楚地看见，父亲的泪水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