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立项题目越大越好，实验室建设大楼越高越好，课题组人越多越好……基础研究领域的‘贪大求多’现象值得警惕。”前不久，地质学界的知名科学家杨文采院士在接受采访时不无忧虑地说，基础研究不是搞工程，“人海战术”往往会适得其反，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浪费。 杨文采先生的忧虑不无道理。众所周知，基础研究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属于侧重自由探索、充满偶然性的智力探险，而非重复性的简单劳动。对于大多数基础研究而言，最需要的是集智慧、热情、勇气、坚韧于一身的“探险队长”和精干的小分队、必要的科研经费、仪器。

回顾近现代科学史就会发现，多数重大发现是由这样精干的小分队完成的：无论是相对论、黑洞学说的提出，还是基因、青蒿素的发现，靠的都不是“人海战术”。即便到了科学研究越来越倚重仪器设备的今天，依然是“人比物重要”“质比量重要”。因在G蛋白偶联受体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得2012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布莱恩·科比尔卡，其实验室当时只有七八个人；去年因创造病毒入侵与反入侵研究体系而当选新科院士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邵峰，每年只招2个硕士（博士）研究生。当然，少数需要依赖大科学装置的探索性项目，因为需要一定的辅助技术人员，其课题组体量可能相对大一些，但也不是人越多越好，而是越精越好。

与基础研究不同，机制和原理已经搞清、技术路径已经明确的技术工程类项目，诸如探月、载人航天、大飞机研制、新药创制等，因为需要多兵种联合作战、协同攻关，所需要的经费、仪器和人员比基础研究要多出很多，“做大做强”也有其合理性。

大团队、新大楼、大设备的初衷当然是大产出和高回报。这种追求“短平快”“大干快上”的思路必然会给科研人员造成很大压力。论文要抢着发，成果要赶紧出，科研人员被迫像工程建设般追赶进度，难免会出现“为了交账而交账”的敷衍了事。事实上，在一些重大科技项目上，大投入并没有带来大产出，量变也未必能催生质变；数量庞大、良莠不齐的论文制造了表面的繁荣，获得国际认可的重大原创成果仍然不太多。

之所以出现用工程思路指导基础研究的现象，主要原因有二。一个是科研的过度行政化，某些主管部门好大喜功，热衷于用“大工程”吸引眼球、博取政绩；二是没有认清或尊重基础研究的基本规律，把“做深做透”的基础研究与“做强做大”的技术工程混为一谈。无数事实说明，论文数量堆不出诺贝尔奖，人海战术搞不出重大发现，指导基础研究不能“工程化”。此外，考评体系也不能“工程化”。考核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团队或实验室，大楼面积、设备数目、团队人数、论文总数等“数字”比重不宜过高，其团队有无顶尖科学家、学术贡献是否能真正推动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才是关键。

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许多重大研发计划、科学大工程、大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论证、立项、实施。期待有关部门和科技界切实尊重科学规律和技术规律，摒弃“贪大求多”的思想，把宝贵的科研经费配置好、使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