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边慧

“足寒伤心，民寒伤国。”贫困及其衍生出来的饥饿、疾病、社会冲突等一系列难题依然困扰着许多发展中国家，我国也不例外。本届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今年要完成1000万以上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任务”的目标，并强调坚持精准扶贫脱贫，因人因地施策。

两会上，代表委员们为“精准扶贫”开出了哪些药方？

精准扶贫，“识贫”为先

有人将“精准扶贫”比喻为“点穴式”扶贫，认为扶贫工作应像点穴治病，提高精准度，避免盲目性。

“点穴治病，识穴为先。”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中医药大学科技成果推广中心主任司富春认为，识贫就像识穴，只有把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摸清楚，才可能实现精准施策。

如何“识贫”？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鲍义志给出的答案是：选择一个典型村作为抽样调查村，测算出特困系数，再按公式计算出农户贫困程度指数，同时建立贫困程度、返贫风险、措施评估三个指数，使精准识别工作更趋科学化、定量化。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海波认为，在做实帮扶力量时，也必须做到精选派，必须考虑驻村工作组成员是否有解决深度贫困这类“瓷器活”的“金刚钻”，需看他们是否能做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需看他们是否善做产业的谋划设计和推动实施。

“当前，只从政治方面要求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组还远远不够，还须考虑一些技术性因素。从贫困的多样性和扶贫的复杂性来看，组建专门的扶贫指导队伍，并让他们结合扶贫实际不断地探索、总结、推广更好的扶贫经验，可能是更有效的做法。”王海波建议，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技术人员应该是面向更广泛区域脱贫致富的“技术参谋”，乃至“技术司令”，而不是简单地去做一两个村的“阵地战士”。

司富春在调研中发现，因病致贫返贫，是农村贫困的一个主要原因。“根据国务院扶贫办最新摸底的调查数据，目前全国7000多万贫困人口多数是农民，其中42%是因病致贫，涉及1200多万个家庭。有些家庭即使暂时摆脱了贫困，也往往因为患病而再次返贫。”

因此，司富春此次带来了一个关于进一步有效推进医疗卫生精准扶贫的提案。司富春告诉记者，由于山高路远、看病困难，贫困群体患了小病隐疾往往能拖就拖、能扛就扛，一些原本能够及时治疗康复的疾病缓慢发展成重大疾病，长期得不到医治。

他提出，要加强统筹协调构建多层次有效的因病致贫返贫治理体系，进一步加强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助、商业健康保险等制度的衔接机制，加快实施农村分级诊疗模式，完善重大疾病保险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防止群众因“灾难性医疗支出”致贫返贫。

扶贫要形成“良性循环”

扶贫并不是包办“被扶者”的一切事务，满足“被扶者”的所有要求，而是帮助他们获得富起来的能力。

王海波认为，扶贫工作必须高度重视培养、打造或引进能带领农民适应市场经济的企业家。“产业扶贫，需遵循遵守产业发展的规律，普通农民大多难以适应。一些地方的农业合作社之所以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也多是和缺乏这方面的人才有关。”品牌打造、标准化生产、企业化管理，都需要有较高水平的企业家来完成，因此要特别注重对农村中有经营头脑、有大众情怀的年轻人才的挖掘，大专院校应把培养到农村创新创业的企业家列为重要的教育改革目标。

近年来，中西部地区有不少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形成了一股推动农村发展的新兴力量。农民工“回流”不仅带回了家乡缺乏的技术和市场信息，同时也推动了农村综合改革。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广元市委书记王菲认为，要发挥返乡农民工对城乡统筹的推进作用，需要政府引导、政策激励、产业支撑和技能培训等措施多管齐下，引导和鼓励农民工带着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回乡。

“在扶贫工作中，必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要做输血性的扶贫还是造血性的扶贫？”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副主任李蓝的问题发人深思。他提出，要促进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的良性循环，把“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作为扶贫的新模式和新方向，将生态扶贫做为精准扶贫的有益补充成分。

为此，他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总结贵州等地的生态扶贫经验，将其提炼成国家政策，正式向全国推广。并以精准扶贫思路为指导，在全国精心布点选点，关注少数民族地区和西北干旱地区，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培育一批“生态扶贫”试点区和示范区，取得经验，向全社会推广。

“可以为生态扶贫地区的生态产品提供有国家信誉保证的‘生态产品认证书’，为生态产品顺利走向城镇和市场贴标签，开绿灯。”李蓝还建议，应制订优惠政策，打通生态产品与市场的流通环节。“只要物畅其用，货畅其流，再加上生态产品的品牌优势和规模效应，就会大幅度降低生态产品的价格，并在价格上形成比较优势，最终全面占领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