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丁佳

2月25日，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与世界知名学术出版商威立（Wiley）出版社在北京正式宣布“牵手”，共同开通了回溯期刊数据库。威立将其旗下的927种学术期刊从1997年（含）回溯至各期刊创刊年卷期（最早至1791年）的内容，通过双方的在线平台，并行为我国大陆公益性、非营利机构提供免费在线利用。

看上去，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学术合作行为。但对中国来说，它实实在在地填补了科技史上的一段空白。

历史的遗憾

在许多国家，科技文献被视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但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各类文献情报机构馆藏的外文科技期刊存在着一个“断崖”，使得中国的科技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十分不完备。

“目前国内各科研、教学机构以各种方式购买国外电子期刊的现刊数据库中，可使用的期刊年限基本只能追溯到1996~1997年或更短。”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主任彭以祺坦言，这无法满足我国科技创新和发展对国外更早期科技期刊的普遍需求。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建立初期，一方面由于国力不足，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政治、经济封锁，贸易禁运，外文文献的进口受到严重制约。除少量与前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交换所得的国外文献资料外，其他外文科技文献严重缺藏。

紧接着的“十年动乱”时期，受极“左”思潮影响，国内大多数图书馆被迫停止采购外文书刊，刚刚有所起色的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又遭破坏。这一时期国内主要图书文献机构的外文科技期刊采购量均不足2000种。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为加入WTO，取消了影印外文期刊，迫使国内各类图书馆改订价格高于影印外文期刊数十倍的原版外文期刊。可当时国内图书情报机构文献采购经费严重不足，采集数量再次跌至低谷。

一项针对2004年国内作者论文引用外文科技期刊的统计分析显示，引用频次的20%是10年前出版的期刊。其中，尤以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学等基础学科和环境、生态、能源等综合、交叉学科对历史期刊的需求较高。

而2007年对216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图书馆所作的调查中，100%的被调查图书馆表示，所服务的科研、教学用户对外文科技期刊回溯数据库有明确需求。

强烈的呼声让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下决心改变这种现状。

艰难谈判

文献中心与Wiley的接触其实从七八年前就开始了，但双方都很快意识到，这绝不是一次简单的“买买买”。

一位参与过谈判的中方人士向《中国科学报》记者透露，双方在认识、权益上存在差异。比如威立希望仅在自己的平台上提供服务，以免丢失用户；而中方希望实现“本地保存、全国服务”。“我们要求在中国平台也能检索，而且文献全文都保存在国内。这样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导致国外平台中断，我们国内的平台可以继续提供服务。”

双方在这一点上产生了巨大分歧。“我们很早就开始讨论这件事了，但后来谈判变得越来越复杂，我甚至一度以为这件事无法推进了。”威立国际发展与销售执行副总裁里德·埃尔芬拜因回忆，“这一过程非常艰难，但中方的专业态度使我们最终达成了一致。现在能为中国科学家提供海量数据，我们感到很高兴。”

通过一场又一场谈判，目前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以国家许可方式购买了包括威立、斯普林格—自然、泰勒·弗朗西斯等在内的19家国外重要学术出版机构的3000余种回溯期刊，为全国公益性、非营利机构免费提供永久在线利用，并成功实现了本地长期保存。

“国家许可” 赢得信任

期刊回溯数据库在全国范围具有普遍需求，但与现刊相比，单个机构对回溯期刊的需求又较弱。单个机构分别购买的模式成本高、效益低，也存在着严重的保障风险。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朱强对此深有体会。他说，在纸质期刊时代，由于价格昂贵，很多大学图书馆无法订购大量期刊；进入数字时代后，虽然图书馆可以订购在线期刊，但对于年代久远的回溯期刊，读者使用起来一直很困难。

而采取“国家许可”模式，由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这样的国家级文献信息机构一次性投入，获得回溯期刊数据的永久使用和长期保存权，为全国符合规定的机构提供免费的永久使用服务，既能降低总体投入和平均使用成本，又能极大提高购买回溯数据库的整体成本效益。

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家级文献信息机构承担了相应的“国家职责”，在与数据库供应商的沟通、谈判中，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和可信度，比单个机构或集团购买更有利于获得相应权利。

德国国家科技图书馆同行专家就曾赞叹，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的“国家许可”模式非常成功。如只限制授权用户性质——学术型、非营利机构，不限制授权用户数量；购买内容的本地长期保存和永久使用；真正由国家投入等做法，是国外同类机构所达不到的。

“国家许可模式得到了我国科技界和图书馆界的广泛赞扬和充分肯定。”彭以祺说，“这些记载了人类智慧成果和知识财富的回溯期刊，既有效满足了我国科技界对历史文献的普遍需求，也在发挥着重要的国家科技信息资源战略保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