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闻强识

做“不容易的事”是基础科学的艰难所在，却也是科学理想与追求的最好体现。而这样的科学氛围，在当下的中国是欠缺的，因为我们的社会更习惯于“速胜”。

在爱因斯坦提出引力波概念100年后，这个生僻的词汇日前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科学狂欢。而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圈，“为什么又是美国？”这个老问题又有了新背景。

作为这个项目的“投资者”，几十年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先后在该项目上投资11亿美元，基金会主席弗朗斯·科尔多瓦颇为自豪的话也许是上面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资助先驱者，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一直是推动知识进步的全球领导者”。

在科学技术尤其是基础科学领域，我们与美国的差距是现实存在的。“为什么又是美国”的诘问背后，是改变中国基础科学落后状况的迫切愿望。基础科学重要吗？在中国科学界，想必没人说不重要。但我们的投入呢？且看一组数据：我国R&D(研究与发展)经费投入2014年达到13015.6亿元，但这一年基础研究支出是613.5亿元，占比仅为4.7%。而大部分发达国家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比例为15%-25%，美国2012年的比例就达到了16.5%。

为什么投入少？因为太多基础科学项目五年、十年，甚至几十年都看不到效果。但是基础科学的魔力，正在于无限未知与无限可能共生。比如狭义相对论——这一基础科学的非凡创见，推动人类进入了核时代。诸多案例表明，在基础科学领域开展原创性研究，会带动很多学科的发展，会培养很多一流科研人才。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如果对基础科学的“无用之用”没有战略性认识，何来“建设创新型国家”？

中国的原初引力波探测项目——“阿里实验计划”2014年提出，筹钱花了一年多才勉强形成队伍。而在中国科学界，那些拿到钱的基础科学项目，很多都被争议包围：这个领域不热门，为什么研究？什么时候出成果？科研投入机制与评价体系，制约着我国基础科学研究。

反观美国，其国家科学基金对待基础研究项目“重申请，轻完成”，将80%的精力花在研究项目的申请批准上，20%的精力用于管理，以保证基础研究的环境宽松。诞生实用主义哲学思潮的美国，对基础科学研究却很“不实用”——近几年，美国提出了脑计划、精准医学计划等一批重大科学计划，投入动辄上亿美元。这对我们国家的科研投入与管理，当是很好的借鉴——去适应科学家的需求，而不是让科学家“削足适履”。

“辛苦的、严谨的和缓慢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拉斐尔赖夫，道出了基础科学研究之难。前LIGO工作组科研人员郭翔宇回忆，他在斯坦福的实验室就像一个黑洞，半个篮球场大、十多米深、没有一扇窗户。爱因斯坦提出引力波已经百年，谁能保证发现它不会再需要100年？对此，LIGO团队回答：“这就是科学，我们不挑容易的事做。”我们希望中国的科学家也有这份决心，但我们更应看到的是，美国科学家的心无旁骛并非无根之木——这个国家50%左右的科研经费，用于科研人员的工资福利。

做“不容易的事”是基础科学的艰难所在，却也是科学理想与追求的最好体现。而这样的科学氛围，在当下的中国是欠缺的，因为我们的社会更习惯于“速胜”。我国的很多科学教育和科普工作更多的是在灌输知识，而非激发科学兴趣和理想。美国经历了从19世纪到20世纪90年代的探索，现已建成了涵盖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的科学教育体系。作为后发国家，我们在这方面可以秉承“拿来主义”，学习借鉴。

引力波，见证了基础科学的“震撼性、革命性和催化性”。基础科学的下一个“引力波”，中国可以不错过吗？

□殷红博（科学教育学者）（原标题：美国为什么先发现引力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