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彬

只要还是国家授予学位，国家就要对学生的培养质量负责。于是，与此有关的专业设置、招生培养、学籍管理……统统与教育主管部门有了直接关系，行政化力量也就有了渗透其中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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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年末至今，通过众多媒体的报道，我国儿科医生缺乏的问题得到了广大公众的关注。而造成“儿科医生荒”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国高校中目前没有儿科专业。

不久前，就在四川省两会期间，该省的14位政协委员联合签名，请求教育部恢复本科专业目录中的儿科专业，希望依此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儿科医生人力资源。

对于这14位委员的“联名上书”，教育部目前并未给出回应。但面对目前儿科专业缺失的现状，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新设这样一个“儿科专业”，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在这些问题背后，又隐藏着哪些关于学科自主权的思辨呢？

孰是孰非的“专业名录”

此次四川省政协委员联名上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希望修改本科专业名录，在其中增加儿科专业。对于一门学科来说，本科专业名录的缺失究竟对专业的建立有着多大的影响呢？

对此，四川省政协委员、川北医学院党委书记李成军的一番话或许可以加以说明：“学院开设儿科专业是件简单的事情，但如果国家的专业目录里没有儿科，我们即使开设了儿科专业，在颁发毕业证时，上面写临床专业还是儿科专业也是个问题。”他说，如果写成临床专业，学生找工作体现不了儿科的专业背景；如果写成儿科专业，又面临国家是否承认学历的问题。

换言之，如果本科专业名录不修改，那么学校增加一门儿科专业的意义也就不大了。

从历史上看，新中国的本科专业名录历经4次大的修改。其时间分别为1987年、1993年、1998年和2012年。经过修改，高校本科专业数量从1000多种削减至只有506种，削减幅度超过一半。

专业数量减少的同时，也意味着单一专业的口径在增加。于是，高校在某种程度上也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性。而事实上，对于这种自主性，有学者是相当认可的。

“专业目录是有限的，不可能社会上有什么样的需求就设什么专业。反而是学校应该根据自身特点和需求，在大的专业覆盖面基础上，确定专业方向。”采访中，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如是说。

在别敦荣看来，儿科专业在专业名录中的缺失，并不足以成为高校培养儿科专业人才的障碍。这就要求高校不能机械地理解名录的作用。“需求和专业目录没有对应，可以有其他办法，比如，临床医学已经覆盖了医院里各个科室，高校可以在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中，有侧重地在儿科专业方向上进行培养。”

很显然，别敦荣的观点与李成军的忧虑两者并不一致。而在记者的采访中，更多的学者也将矛头对准了目前的本科专业名录。甚至有学者直言，专业目录本身就是教育行政化的直接体现。

说这句话的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他看来，专业名录的实质是一个框架，他的产生导致高校只能在此框架内选择专业，而这一框架的产生过程又几乎是一个行政拍板的过程，这无疑是对大学专业设置自主权的严重干涉。

对此，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操太圣也表示，名录的出现导致一些专业成为了“黑户口”，使得其即便有广泛的社会需求，也很难在高校中设立，这严重阻碍了学科的正常发展。

存在缺失的协调机制

在讨论专业名录的问题时，我们不能忽视另一种专业形式的存在——目录外专业。

所谓“目录外专业”，是指为进一步适应市场的变化和人才的培养，国家鼓励一些有实力的院校，在师资力量雄厚，市场有需求的条件下，自行设置的在国家目录以外的专业。据别敦荣介绍，目前我国高校设置的目录外专业数量甚至已经超过了目录专业。

那么，我们的儿科专业是否可以通过目录外专业的方式“曲线救国”呢？

2010年，当教育部门筹划对本科目录进行第四次修改时，熊丙奇曾接受过《中国科学报》记者的采访。在采访中，对于目录外专业的设置问题，他有过这样一番表述。

“学校新增设专业目录外的专业，需上报教育部门审批，这就存在多方面问题：一是行政部门的喜好与高校办学的定位并不一致，一些高校为了通过审批，势必针对行政部门的胃口，这导致高校专业设置缺乏灵活性；二是行政部门在审批时，很难深入调查学校的办学条件，近年来一些高校开设的新专业，几乎没有合格的师资；三是由于有审批制，高校反而对专业开设质量不负责——既然有教育部门审批把关，办得好坏不是学校的事；四是由于高校专业设置事关学校的学科建设、招生规模，以及某些教师的饭碗，这就给审批权的权力寻租带来空间。”熊丙奇说。

由此看来，走“目录外专业”这条路似乎也并不“靠谱”。于是，在假定现行专业目录限制专业发展的前提下，我们只能回到之前的思路——如何改进专业目录的设置。

需要注意的是，在采访中，对于“专业目录”这种形式本身在现阶段的作用，相关专家还是比较认可的。比如，别敦荣便表示，至少在现阶段，专业目录在协调高校的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方面，依然发挥着一个“把握底线”的作用。操太圣也认为，一个专业的设立与否要考虑三方面的要求，首先是市场的需求，对于市场需求旺盛的专业，高校自然有热情设立；其次是一些难以带来市场价值，但对社会发展却大有裨益的专业，此类专业就需要政府的倡导；此外还有一些基于专业知识增长的考虑而设置的专业，此类专业也需要政府的支持。

“由此可见，在专业设置与否的问题上，政府不能独揽，但也不能缺席。”操太圣说。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操太圣建议能否设置一套由政府、高校乃至社会多方参与的沟通机制。“新专业的价值要经过多方讨论才能明晰，在这方面我们依然处在一个‘封闭作业’的状况下，这是存在缺失的。”

难说“爱你”的自主权

当我们假设这样的沟通机制已经存在，并通过该机制将儿科专业顺利列入本科专业名录。那么，高校是否就能顺利开设这门专业呢？

答案似乎也并不一定。

2012年，与新修订的本科专业名录一同颁布的，还有《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根据这一规定，高校可以自行设置本科专业，也可以申请设置尚未列入目录的新专业。

在具体流程上，设置目录内专业需要填写一系列申请材料，具体包括普通高等学校增设本科专业基本情况表、学校基本情况表、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等9项内容。如果要设置目录外专业，除了填写上述9项内容外，还要加上3项新内容，即增设专业的区分度、增设专业的基本要求，以及医学类、公安类专业相关部门意见。

在解释这一系列要求时，教育部相关人员曾表示，“我们强调要给学校办学自主权，但任何事情都不是无条件的。”而对于此番表述，并非所有人都同意。

“大学有权根据办学经费、办学条件和社会需求设置相应专业，政府部门是不应参与的，这是国际上的基本办学要求。”熊丙奇说，政府部门所实行的审批制直接导致了高校专业灵活性严重不够，学校自主权缺失。虽然目前教育部在逐渐推行目录内专业的备案制，但总体上，高校的自主权依然不足。

事实上，近年来高校呼吁加强加大下放专业设置自主权力度的呼声并不在少数，就在不久前召开的山西省政协会议上，该省政协委员、大同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院长赵建国就公开呼吁，大学专业设置的自主权应下放到高校，精简政府审批环节，让大学专业由社会需求和就业要求而定。

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学专业设置的审批方面，不同层次的高校是有着不同“待遇”的。比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就曾表示：“‘211工程’和‘985工程’高校就可以直接申请，省属院校要报到省里的高等教育处来申请，越是好的学校申请新专业越简单。但是，所有这些程序都不是在非专业的范围内，而是在行政审批的范围内运作。”

很显然，赵建国所在的大同大学并不在这样的“优待者”行列中。

无处不在的行政化

当我们再次假设高校通过自主权的获得，已经具有了设置儿科专业的所有权力。此时，这一专业是否可以完整地运行下去呢？

我们似乎还忘了一件事——高校能够运用好这份权力吗？

“在专业目录调整方面，目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教育部没有把权力真正交给学校，二是学校也没有用好这个权力。换言之，就是政府如何放权，学校如何接权的问题。”熊丙奇说。

对此，别敦荣也表示，目前一些学校一方面要求自主权，同时也存在如何用好自主权的问题。“调研发现，很多高校领导，包括院系领导和教授们都不知道怎样办好一个专业，甚至对办好一个专业的基本要求都不很清楚，这个问题很普遍。”

这一普遍问题背后，其实折射的是另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行政化。

采访中，熊丙奇坦言，在行政治校环境下，根本没有设置专业的机制。所实行的依然是领导拍板，没有民主的讨论和论证。如果这样，即使自主权真正下放，高校也很难顺利地“接权”。

至此，创建一个新专业所需要经过的流程已经全部走完。只要对这一流程稍加观察，我们就不难发现，所谓的“行政化”几乎遍布这其中的每个环节。而对此，熊丙奇并不觉得惊讶。

“所有问题的关键其实就在于我们目前实施的国家授予学位制。”他说，近年来他一直呼吁实行学校授予学位制的原因也在于此。“只要还是国家授予学位，国家就要对学生的培养质量负责。于是，与此有关的专业设置、招生培养、学籍管理……统统与教育主管部门有了直接关系，行政化力量也就有了渗透其中的借口。”

“可以说，只要国家还保留着对学位的授予权，我们的所有人才培养制度都逃不开行政化的制约。对此，我们必须作出改变。”熊丙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