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经常泡在田里，自嘲“土坷垃里刨食”；他喜欢跟老乡聊天，寻找下一个课题方向；他不在实验室“种论文”，却在田地里“玩泥巴”；他从百姓角度思考，用生态学思路化解旱地农业难题；他是兰州大学教授李凤民。

算一笔旱地农业的“水账”

1993年3月，甘肃定西唐家堡，河北平原来的李凤民第一次和黄土高原的农民聊天。那一年，作为国内第一个研究旱地农业生态的博士后，李凤民在年降水量只有400毫米的甘肃定西做补充灌溉实验。

“做农业生态，一定要知道老百姓最关心什么，最期待解决什么问题。”李凤民说，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及周边地区是我国主要的旱作农业区。严苛的自然环境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限制，旱地农业产量低而不稳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甘肃定西地处黄土高原西部，小麦是主粮，而当时的亩产量仅有100斤左右，长期不能满足温饱，限制产量的症结就是“缺水”。

回到兰州，李凤民开始算“水账”。以甘肃河西地区小麦灌溉类比，一亩地大约需要1000多毫米水量。而定西平均年降水量只有400毫米，折合每亩267方水，还缺的430方水到哪里补？老百姓家的水窖不可能存这么多水。走不下去的时候，学校的赵松岭老师的一张图给了李凤民启发：6月中旬是小麦的孕穗期，对产量高低起决定性作用，而恰好这个时期土壤含水量是一年中的最低值。当地农民叫“卡脖子旱”。而解决“卡脖子旱”，一亩地大概只需要30方水左右，这样的话一两个水窖就够了。算清楚“水账”，李凤民心中有数了。

解一道粮食丰产“难题”

带着算好的“水账”，李凤民信心满满，再次来到农村和老乡闲聊。在得知当地人均年收入只有几百元，而打一口水窖需要两千元左右，李凤民心里明白，推广水窖灌溉有难度。

要想改变，必须另辟蹊径。

反复试验后，李凤民想到了利用集水农业思路做沟垄膜覆研究。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甘肃开始推广地膜覆盖技术。但在黄土高原上的旱地农业中，降水量少、空气干燥、水蒸发很快。

“仅用地膜保水，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有限的水资源不能平均分配，必须集约化使用。”李凤民说。以此思路，1999年，李凤民以《地膜覆盖对春小麦产量的影响》为题，在国际知名农业刊物《大田作物研究》上发表论文。该文章已经被引用200多次，多年以来在本研究领域中引用量一直排名第一。

谋一条旱地农业现代化的“出路”

2000年，李凤民带着同行来参观集水农业的成效。当老百姓打开存粮的窑洞，所有人都惊呆了——装粮食的麻袋好像发面馒头一样，鼓鼓的，整齐的摆放在粮仓里，足足有几万斤。农户激动地说:“有粮了，心里不慌。”

当年，沟垄覆膜技术在榆中县推广。一方面利用水窖做蔬菜水果大棚的高附加值农业。另一方面通过沟垄覆膜技术提高大田作物产量。短短几年，解决了困扰黄土高原几百年的吃饭难题。经过大约10年的发展，我国西北旱地农业区粮食生产从过去的粮食输入地一跃而变为粮食输出地，成为全国粮食生产增速最快的地区。

解决了粮食问题，李凤民又瞄上了畜牧业问题。“在河北老家，人们常说：鸡屁股就是农民的银行。而在黄土高原，羊就是农民的银行。”2001年以后，正当农户大力发展沟垄覆膜提高粮食产量的时候，他认为发展畜牧业的时机到了，“集水农业正在快速发展，老百姓的粮食多了，秸秆也多了，大量增加养羊规模的基本条件正在快速形成”。

往年算“水账”的李凤民又在给农民培训中算起了“羊账”：利用一亩多地里的秸秆加少量精饲料，喂养一只母羊，一年至少生5~6只小羊羔，一只羔羊卖两百元，一年至少可收入一千余元。

目前，李凤民领导的研究小组正在实施规模化的土地改良试验、生态友好型沟垄覆膜生产方式、农草牧结合与市场化生态策略等研究，力求寻找到更适合中国实际的旱地农业体系，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农业之路。

转眼，李凤民已经和旱地农业交往了30年，从一个学生娃到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他自嘲：“从土坷垃里刨食，心里踏实。要不是经常和农民泡在一起，怎知旱地农业的实际发展方向。”如今，每年都有不少国内外同行到李凤民的试验研究基地参观，他们不无钦佩地感慨，这么多年了，这位教授没在花盆里种“论文”，还在田地里“玩泥巴”。

“我们的目标是让中国旱地农业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成功案例，为世界农业文明作出新的贡献。”李凤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