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山地所与中铁二院在川藏铁路沿线开展联合野外科学考察

崔鹏院士等在中巴公路改扩建工程现场处置堰塞湖灾害

当一家科研机构决定向“改革”要发展动力的时候，必然要经历一个“重新审视、痛定思痛”的艰难历程。

他需要再次回答“什么是特色”、“主战场在哪里”、“需求如何带动学科发展”等一系列核心问题，并得让这些答案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作为改革先行者，在中科院“率先行动”计划所推进的研究所分类改革中，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成都山地所）凝练“特色”的过程也是如此。

以学科积累为根基，以山地灾害研究为特色，以山区重大工程安全和生态保障为己任，并能够提供科技支撑和系统的解决方案。

这些就是他“不可替代性”的具体体现。那么，他是如何做到的？

一条铁路与“一个链条”

11月末的成都，几乎都是大段大段的阴天，空气也很湿冷。在拥挤而略显凌乱的办公室里，刚刚卸任所长职务的邓伟研究员，喝着咖啡，向记者讲述着川藏线上科技人员攻坚克难的故事。

2011年，原中科院科发局副局长冯仁国与邓伟所长等人一起行走川藏线，边考察边讨论，谋划着为这条世界上最为复杂的铁路建设提供必要的科技支撑。

聆听大山的召唤，必须先由交通入手，打开锦绣山川的通天大道。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成都山地所曾布局过一系列围绕公路、铁路沿线地质灾害研究与生态保障的科学课题。

事实上，中科院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在川藏线上进行了一系列考察研究。在山地所，近些年，崔鹏院士于2001年就在中国科学院创新方向项目的支持下带领院队进行川藏交通廊道的减灾的研究，其后又连续主持两个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聚焦川藏交通减灾与工程安全研究，率先提出避灾选线的原则与技术方法。

而类似青藏、川藏这样重要的交通廊道，事实上早就进入科学家的研究视野之中了。

长期的科学积淀凸显作为的时刻终于来了。“2014年，在中科院STS计划框架下，科发局部署的川藏铁路项目（川藏铁路山地灾害防治关键技术项目）STS项目启动以后，组成了大约40人的科研团队，从风险分析到防治新技术再到减灾对策，所有的工作历时2年就基本完成了，山地科学家们领衔绘制出了一张尽可能详尽的灾害防控工程的科学指南。”邓伟介绍说。这也得益于山地所在这一领域的长期科研积累。

这是一条新时期的战略通道。对内，将加大对西藏建设的支撑强度，提速藏区经济产业发展；对外，则为未来连通南亚设置了伏笔。

它同时又是我国地形条件最为复杂的区域。要保证以200公里的时速穿越这片地质灾害类型最为汇集的地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山地科学家与中铁二院的科技人员开展多次联合考察、会商，为工程的前期选址及设计施工提供了防灾减灾方面的科技支撑。

这也成为成都山地所探索构建“科学—技术—工程—用户”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的一个典型示范。

“以前是半开着门，现在我们完全把门打开了。”邓伟如是说。

按照这样的要求，从工程前期选线到建设再到通车后的运营维护，山地所的科研人员将全程参与。同时，科研人员必须在现场和用户面对面解决问题，必须把科学研究与工程建设、把自己与用户真正粘连起来。

“过去做横向项目，都是用户碰到具体问题然后委托给研究所去做，课题都很小。现在的横向项目基本都是全链条来做，把科研任务和生产任务结合在一起做。”成都山地所科技处副处长葛永刚解释道。

而在研究所层面，这种全链条的合作模式也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它是新时期成都山地所以特色“立所”的有益而必要的尝试。

试点“特色所”

2014年8月，中科院启动实施“率先行动”计划。该计划的核心即在于对研究所实施分类改革。卓越创新中心、特色研究所、创新研究院以及大科学中心四类机构，是所有研究所必须努力进入的方向。

改革所指，必然涉及研究所的重新定位以及内外部资源的再次整合。

当年4月，中科院在昆明召集部分分院、研究所宣讲分类改革的意义及具体方略时，中科院院长白春礼曾点了3家他认为富有特色的研究所的名字，其中就包括成都山地所。

然而，对于山地所而言，困惑并没有消除：特色所是和卓越中心、创新研究院类似？是要集中国内所有做山地灾害防治研究方向的人，来组建一个新的研究单元？

总之，关于特色研究所，是什么、怎么建，一开始大家并不清晰，都在摸索。

翌年2月，中科院调整了新时期的办院方针为“三个面向”“四个率先”。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成为国立科研机构改革以及未来发展成效的一个重要方向标。

“昆明宣讲之后，所领导立即做了内部的宣讲、讨论，集思广益。所里还向行业部门征询建议、需求，广泛听取专家意见，逐渐明晰了特色所的发展定位。”成都山地所科技处处长吴艳宏回忆说。

继续打造“科学—技术—工程—用户”的创新链条，从基础理论、技术集成、推广到示范，这是成都山地所一直坚持的方向，也是特色研究所的“特色”与优势所在。

然而，打造科技创新全链条，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或者新举措。一直以来，许多高校、科研院所都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摸索与实践。

那么，更具“特色”的改革方向在哪里？

由此，2014年10月左右，成都山地所即拿出了特色所改革的初步方案。方案提出了成立“特色一部、二部”的概念。

按照这一概念，科研人员将被分成两类：一类是从事基础研究的一部，另一类是从事应用技术的二部。

在12月的中科院院刊上，还刊发了时任所长邓伟关于特色研究所改革的一篇理论探讨文章，颇有试金石的味道。

对于未来的思考谋划，并没有影响改革者应有的步伐。2015年4月，成都山地所进入中科院“率先行动”计划特色研究所建设首批14个试点之一。

此时，成都山地所的特色之“特”已逐渐清晰：做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国民经济主战场。

“客观看，特色一部、二部的想法还不十分成熟，但现在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比如允许在职科研人员兼职的政策，似乎为面向应用的特色二部提供了政策依据。”吴艳宏认为。

特色之“特” 需求之“需”

特色研究所试点一年多来，成都山地所不断凝练发展目标，探索体制机制创新途径，在学科融合、组织架构、科技管理等方面初步形成了符合自身定位的建设框架。

而此时，关于特色一部、二部的改革构想，仍然还在论证中。

事实上，它的依据即在于建立“科学—技术—工程—用户”的完整链条。链条涉及上游的基础研究，中游的技术研发以及下游的示范应用，并分别对应观测、实验研究、转移转化三大平台。

这就有必要从源头上对科技人员进行梳理分类，哪些人做上游、中游，或者下游。三段各有侧重，又彼此联系。不同的岗位，应辅之以不同的资源配置模式。

同时，探索科技目标用户评估的科研评价模式。同行侧重评价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用户评价侧重成果转化（采纳）运用情况。而在具体绩效考核中，只设立“基本绩效”和“重大绩效”的二元结构，并越来越向重大绩效评价倾斜。

在成都山地所凝练的“十三五”发展方向中，西藏高原、长江上游、西南山区成为三大主战场，山地灾害链形成机理与防治、山地生态水土过程调控技术被定为两大主攻方向。

近两年以来，山地所一直在积极谋求建设“中巴地球科学联合中心” ，已经开展了多方面的沟通交流。这是中科院“一带一路”国际防灾减灾计划在中巴经济走廊上的一个重要布局。

中巴经济走廊北起我国喀什，南至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全长3000公里，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先行区，但面临着严重的灾害、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今年8月，所领导崔鹏院士率队访问巴基斯坦，在进行科技合作的同时，与巴方探讨建立中巴地球科学联合中心的可行性，获得对方的高度认可。同时，基于中科院层面的推进工作也在进行中，建设以减灾为重要内容的科学研究中心，已成为中巴双方提升战略合作关系的一个新的契机。

正在论证的“山地灾害链综合模拟试验平台”，将成为山地所迁入科学城新园区的一个“乔迁之喜”。科学城新园区位于成都市南部的天府新区，2018年底，中科院成都分院及其下属科研单元将全部迁入新址。发展空间的拓展，同时为山地所的基础实验平台的搭建提供了契机。

所里原有的山地灾害动力学实验室至今已运行10年，受搬迁工作的影响，现有研制设备将无法再利用。而论证中的新试验平台能够模拟多因素耦合作用下山地灾害链的形成过程，克服了原实验系统只能对单一灾害类型进行模拟的短板，将填补世界山地灾害链模拟试验研究的空白。

“科研要与国家需求结合，结合点在哪里，立足两带两路两廊道，坚持学科立所、人才强所，坚持面向科技需求、强化联盟协同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是核心，科研平台是关键，科技资源配置导向明确。”文安邦强调。而山地所施展技能的画布，就在于决定国家未来发展的广袤山区。

服务国家需求、支撑山区发展，这是山地人始终如一的科学追求和精神向标。而山地科学精神的不断升华、传承与弘扬，也正是山地科学事业代代延续和未来发展的无形支撑。山地所主持党委工作的副书记罗晓梅对这一映照山地人创业足迹的文化传统深有感悟。

国际化 新出口

据国际灾害数据库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对灾害损失是全球平均值的2倍以上，防灾减灾已成为沿线国家所共同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

面对这样一个“最大公约数”，科技减灾无疑是“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重要切入点，而其在“民心相通”上的显著作用也获得广泛共识。

2015年“4.25”尼泊尔特大地震，中科院院士、成都山地所副所长崔鹏带领中科院12名科研人员随即赶赴灾区。由于交通受阻，工作组只能利用直升机前往重灾区。当直升机驾驶员得知这些风尘仆仆的人来自中国时，不顾巨大的风险，果断承接了此次飞行任务。

“我们想看的险情、高危地区，飞行员都尽可能想办法实现。”崔鹏回忆说。这种发自心底的真情实感，也给中方科学家留下深刻印象。

中方人员的震后援助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再次赢得了尼泊尔副总理、部门官员的高度赞赏。

鉴于目前“一带一路”战略中科技支撑的作用依然薄弱。今年1中科院推出“一带一路”自然灾害风险与综合减灾国际研究计划，崔鹏作为该计划的负责人，一直致力于把这个项目推进成为一个国际科学计划。

其步骤之一，就是对接联合国减灾署（UNISDR）、国际科学联合会(ICSU)和国际社会科学联合会（ISSC）主导的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计划（Integrated Research on Disaster Risk，IRDR）。该计划为期10年，目前已执行了5年。作为IRDR科学委员会委员，崔鹏希望借助自己的在IRDR的工作，促使中国的项目成为该计划的一部分。目前，通过前期沟通，该计划已有意向将中科院的“一带一路”国际减灾研究计划列为其旗舰项目。

同时，崔鹏还在努力使该项目获得联合国减灾署的认可。

中国科学家们利用各种机会，向联合国、沿线国家积极推介“一带一路”国际减灾科学计划，并努力使该计划与联合国“仙台”计划（2015-2030）、Earth Future等国际计划的呼应和衔接。

11月8日，首届“一带一路”自然灾害风险与综合减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此举被视为搭建“一带一路”国家科研机构间科技合作平台、科学家联盟而迈出的“坚实一步”。

而在一天前，由中科院与沿线国家12个国际科技组织联合举办的“一带一路”科技创新高峰论坛也成功举办。

这些紧凑的步骤向外界传递着一个强烈的信号：由中国科学家主导并服务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科学研究计划，正在成为沿线国家广泛认可的一个重要发展契机。

“中国的科技创新需要国际化的过程。”这是崔鹏从今年召开的“科技三会”上解读到的印象深刻的一条信息。

在崔鹏看来，国际减灾项目的实施，或将成为特色研究所改革发展的一个新出口。“这条道路是很长的，但我们现在必须迈开脚步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