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10月举办的中法医学研讨会上，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候任主委李太生获得了“法国医学科学院—塞维雅奖”，这是表彰他在感染病学研究，特别是在艾滋病研究领域中作出的突出贡献。

37年从医路，23年抗艾征程。对于李太生来说，这个奖项是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抗艾的工作还未最终完成，我要继续努力。”李太生坚定地说。

打开艾滋病治疗的希望之门

艾滋病，如今仍是一个普通人闻之色变、避恐不及的话题。但对于李太生来说，却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不怕吗？”记者问。李太生笑答：“也怕过，不过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出生于河南林县的李太生，因为弟弟被误诊去世，从小就种下了当医生的理想种子。1979年，当李太生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五个志愿里填了四个医学院。他最终如愿进入广州中山医学院学习。

1983年，他被学校推荐到北京协和医院，成为一名医学实习生，后来留在协和医院成为一名内科住院医生。在这里，他跟随大内科副主任、感染科主任王爱霞攻读研究生。王爱霞是著名的感染病学专家，也是中国第一例艾滋病的发现者。这为李太生未来从事艾滋病研究和治疗工作埋下了种子。

1993年10月，李太生被公派赴法国巴黎第六大学附属居里医学院进修感染与热带病学科。一个月后，李太生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了艾滋病病人。

那时的李太生对艾滋病的感觉与普通人一样，就是恐惧。但他看到，法国医生上手摸艾滋病病人从来不戴手套，看完几个病人后，走到咖啡屋，手都不洗直接拿起面包就啃。另一位大夫倒是洗手，但洗得很随意。在他们看来，艾滋病不会通过普通接触感染，所以对这些行为不必害怕。于是，李太生第一次去摸病人的时候，也没戴手套。而在这种环境里待久了，他渐渐地消除了对艾滋病传染性的恐惧。

1995年获得法国的艾滋病专科医生学位后，李太生继续申请在该医院的免疫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世界著名的艾滋病专家奥特朗。

那时候，现有的实验室研究数据证实，艾滋病患者免疫系统无法修复的理论已经得到普遍公认，但奥特朗并不愿相信。她让李太生留取治疗中的病人血样做实验。起初的三四个月，他们的结论与其他研究中心没有区别，但他们没有放弃。

直到有一天，李太生发现，虽然这些病人的实验室数据依然不好，但从临床看，身体状态还是很不错的。奥特朗眼睛一亮，逼视着这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李，你想不想在《科学》上发表文章？”

9个月之后，李太生发现，一些艾滋病患者在服用了半年左右的药物后，都感到自己的病情有所好转，实验室数据也开始好转。这使李太生意识到，患者目前正在服用的一组药物可能产生了作用，也就是说，只要是恰当的药物搭配，就能够对艾滋病患者的免疫系统产生作用。接下来，李太生和奥特朗对20名艾滋病患者进行了蛋白酶抑制剂新型治疗方案，随后又采用3种药物进行联合用药。到1996年年底，基本实验结果一出来，大胆的推测被证实存在极大的可能性。

1997年6月，他们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提出艾滋病患者免疫功能损伤后可以重建的理论。这一发现被认为在艾滋病的治疗上打开了希望之门，在艾滋病的研究历史中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找到中国自己的抗艾方案

1999年，尽管导师奥特朗极力挽留，李太生还是回到了协和医院工作。那时候，国内的科研条件比较差，对艾滋病的防治也并没开始重视。但李太生没闲着，他开始“曲线救国”。在医院的支持下，他开设了艾滋病咨询热线，并到全国开办艾滋病基层技术骨干培训班，巡回宣讲艾滋病的治疗与预防，多次到艾滋病高发区去为病人诊治。

2000年以后，全国艾滋病感染的报告数量快速上升。云南、新疆、广西、四川等地在吸毒人群中发生局部暴发流行，河南、安徽等地在职业献血员中发现一定数量的HIV感染者，同时，性传播成为艾滋病病毒最主要的传播方式，母婴传播开始出现。

接踵而来的艾滋病防治问题，就像空中飞来的一个又一个皮球，李太生没有选择退缩，而是勇敢地站在了抗艾战线的风口浪尖上，就像守门员一样，用尽全力将这些皮球一个个扑出去。

2004年，国家虽然有了几个国产仿制药，但药物品种有限，当时只有齐多夫定、司他夫定、去羟肌苷、奈韦拉平等几种，只有欧美推荐的剂量和三种配伍方案，且并未在中国人群中做过临床试验。

我们的国产抗病毒仿制药究竟好不好使？三种配伍方案哪个更好一些？这些疑问一直萦绕在李太生心间。

于是，李太生在河南、北京、云南、广东等全国13家单位中组建研究团队，开展了中国第一个前瞻性、多中心的艾滋病临床试验。他们从362例HIV感染和艾滋病患者中筛选出处在不同疾病进展阶段的198个病例，随机编入国产仿制药的三个配伍组，严格质量监督和控制，进行了为期1年的国产药治疗和随访。

2006年，李太生等人拿到了第一手实验室数据，发布研究结果——中国国产仿制药与进口药相比，安全性和疗效完全一致。此外，李太生还发现三个配伍方案中有两个病毒抑制程度明显更加优秀，应作为首选方案。而此前，国际研究机构和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这三个方案是平行的，没有好坏之分。这样的发现让中国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方案实现“质优、价廉、效优”的效果。

但在李太生看来，他的任务还远未结束。这项工作主要评价了全国现有5个国产仿制药的疗效，但观察只有一年的时间。对艾滋病患者这样一个需终身服药的群体来说，疗效被肯定还不够，如何避免出现副作用和耐药？一旦发生了耐药，后续的治疗该如何进行？为什么多数病人免疫功能很快重建，但总有那么一些人不能如愿以偿？

这些问题困扰着李太生，他试图从临床上找到解答的线索。李太生每周雷打不动的三个门诊中，有一个是专门为艾滋病患者开设的。根据临床观察，李太生发现，如果将三种配伍方案在使用时间上有意识地“排兵布阵”，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于是，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试验观察，试验数据果然给出了可喜的结果。这一方案因此成为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首选，沿用至今。

“在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专家组解决科技瓶颈问题，全国艾滋病相关医务人员和卫生行政部门共同努力，使得我们实现了中国艾滋病防治形势的大逆转。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艾滋病在中国已经成为可防、可治的慢性病。”李太生说。

抗艾之路还在继续

当艾滋病从绝症变为可防可治的慢性传染病，患者长期存活面临的困难成为新的问题。治疗10年以上的患者，陆续出现肾脏损伤、骨密度降低、疲劳综合征、恶性肿瘤、心血管病变和中枢神经问题等。重要脏器并发症导致的非艾滋病死亡显著上升，成为影响HIV感染者预后的重要因素。

“在仍然存在歧视与偏见的社会环境中，染艾者仍然是一个沉默的弱势群体。让他们活着，并且有质量地活下去，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完成的任务。”李太生说。

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李太生带领团队，联合北京协和医院心内科、内分泌科、放射科、肾内科、血液科、检验科和艾滋病全国研究网络组，开展多学科协作诊疗和大样本、前瞻性的队列研究，解决了临床面临的一系列治疗难题。

他们利用全国多个研究中心的415位18岁~65岁艾滋病患者两年的观察数据，首次测算出中国艾滋病患者糖尿病发病率、空腹血糖受损率均高于普通人群。研究还发现，高龄、合并乙肝感染、首次检测血糖水平偏高是引起艾滋病患者空腹血糖受损的显著危险因素，其中合并乙肝感染为国际首次报道。

此外，李太生的研究团队还与胸外科合作开展艾滋病患者的肺癌切除术，与放射科合作开展CT引导下肾脓肿穿刺，与眼科合作开展眼科手术，与骨科合作开展骨关节置换术，与神经外科合作开展颅脑减压术，与血液科合作开展淋巴瘤化疗等。

“我们建立了国内多中心、院内多学科的综合诊疗体系，还与院外各专科医院、NGO乃至全国艾滋病诊疗专病医院开展广泛合作，为患者开辟了多资源的就诊路径，使患者的医疗护理需求得到充分满足。”李太生说。

谈及未来，李太生感叹，人类的抗艾历程就像一个马拉松长跑。前三分之一，中国落后很多；中间三分之一，已经赶得差不多了；后三分之一，冲刺阶段，我们有希望在某些方面做出世界领先水平。“在最后冲刺阶段发力，是我未来十年最大的目标。”李太生说，“一是寄希望于中国未来在药物研发，特别是传统中医药开发上的突破；二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艾滋病综合诊疗模式的建立和推广，进一步提高艾滋病患者的生活质量，使中国在综合诊疗水平方面引领国际。同时，希望在艾滋病科普上能多做些工作，尤其是预防艾滋病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