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了多个心脏病领域的“中国第一”和“世界第一”，有中国科学院院士、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心脏病研究专家之一等重量级“名头”加身，但葛均波最近一次被公众广泛认识，却是因为在上海飞往美国芝加哥的航班上救治了一位美国乘客。虽然他笑称这是“赤脚医生”的活儿，不过，“做个好医生”本就是他几十年未变的职业理想。

该出手时就出手医者也有侠士之心

一个周末的时间，葛均波从上海飞到长沙，又经武汉、杭州、泰安回来，这样的节奏对他来说是常事。因为要保证科研、教学、门诊、临床及手术的时间，他需要把密集的讲课、学术会议等内容安排在周末。甚至有时在途中一觉醒来，会“糊里糊涂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好在，他十分自信于自己的身体素质：“每年体检，除了近视和腰间盘突出，啥病也没有。”　　由于有大量时间“在路上”，葛均波也练成了一上飞机、火车就能睡着的“绝活儿”———曾经有一次飞意大利，他在飞机上一觉睡了9个小时。也因此，他有极大概率遇到广播召唤医生帮助的情况。

今年春季，葛均波乘坐上海飞往美国芝加哥的航班去参加2016年美国心脏病学年会。起飞4小时左右后，一位70多岁的美国乘客突发房颤合并心衰，出现胸闷、出冷汗等症状。听到广播中寻求心脏科医生帮助的消息，葛均波迅速来到患者身边。由于飞机上的听诊器、血压计均无法使用，葛均波只能凭他的临床经验进行评估救治。经查体和询问病史后，他首先给患者吸氧，并利用飞机上仅有的硝酸甘油酯类药物扩张患者血管。随后又协调乘务人员，将患者从经济舱移至商务舱，以便患者可以平卧，增加回心血量。此后，葛均波每隔2、3小时为患者检查评估病情，最终保证了患者的安全，也让航班得以顺利抵达目的地。 类似的情况，在葛均波身上发生过多次。而临时客串“赤脚医生”，其压力也未必比上手术台更小：“在飞机、火车上没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假如你具备一定的医疗知识的话，遇到这种突发情况，救人是义无反顾的。但你必须掌握丰富的知识，因为你的一个错误决定可能会对病人的生命造成威胁，还可能会决定飞机的迫降。在这一过程中，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葛均波一直喜欢武侠小说，金庸系列他几乎烂熟于心，“我觉得自己比较像萧峰”，他说。也许是因为有着山东人的爽快和热心肠，从小便立志从医的葛均波也有一颗侠义之心，用他的话说：“路上看到有人打架受欺负，就忍不住想上去帮忙。”

“想当一个好医生”让每个病人得到最好照顾

十几岁时，葛均波不小心摔断了胳膊。经过医院的诊断和治疗，拆了石膏后却一直处于手能动、但胳膊不能动的状态。母亲一度为此担心不已：“这么小就落了个残疾，长大了恐怕连媳妇都娶不到。”后来偶然中听说了一位老中医，于是母亲带着葛均波坐了8个小时的汽车到县城求医。这位医生查看后，给了一碗药，再一推，把脱位的地方复位，胳膊便恢复了功能。这“神奇”的一幕在葛均波心里埋下了最初的种子：“好医生能治别人治不好的病，我以后也要这样。”

当个好医生，是葛均波自少年时期的志愿，而在真正走上求医之路后，他也更加明白，“好医生”和普通医生的差别，不仅体现在医术上，也体现在心术上。读大学的时候，葛均波曾以通讯员的身份给《中国医学生》投稿，呼吁发起“假如我是病人”的活动。让每位医护工作者通过角色换位，来体会患者及家属的心情和对医生的期待。从医几十年，在葛均波的记忆中，自己从未与患者及其家属吵过架，而做到这一点，他只有一个办法：把每一个病人当亲人对待，让每个病人都得到最好的照顾。

2010年，葛均波收治了一名年仅10岁的先天性心脏病患者小杰。为孩子进行微创介入手术的过程中，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由于小杰的身体发育情况差，其体内的血管并没有长到10岁孩子的正常水平，即使用最小的导管进入，尺寸还是太大。无奈之下，手术只好终止。但葛均波并没有至此放弃，他随后立即联系了国内所有的导管生产厂家，结果却发现，没有一家生产儿童适用的导管。后又经过多方打听，终于了解到日本有特制的导管，他便专程飞往日本定制导管。有了特制的导管，小杰的第二次手术进行得非常成功。然而，高昂的医疗费让这个来自农村的家庭无力负担。葛均波又与公司多次沟通，日本的导管公司和支架公司被感动，决定不收取任何费用。在葛均波的带动下，中山医院心内科的医生们也都纷纷为小杰捐款。

从当年那个怀有行医济世之心的医学生，到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无论在哪个阶段，葛均波最珍视的身份都是“医生”：“我只有一双手，看不好所有的病。但我能做到的就是对自己和学生们严格要求，不管有多高的成就，都要一直照着一个好医生的标准去做。”

国产支架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

1999年4月25日，葛均波正式结束了自己在德国长达10年的学习、工作经历，举家回国。同时带回的，是一手世界最新冠心病介入诊治的“绝活”———在那时，国内的心血管介入研究才刚刚起步。

然而，这项令患者的生命通道得以打通重建的新技术，在应用中却遇到了大难题：当时“洋支架”一统天下，一个进口药物支架要4万多元。患者用不起，纵有新技术也难以普及。于是，葛均波将药物支架国产化列入了自己临床研究的课题之一，并在2005年领衔研制出“新型可降解涂层冠脉药物洗脱支架”，用可降解材料取代了以前的不锈钢网状支架，不仅成本更低，也更适用于中国人体格。并且这种新型支架单个售价降至1万多元，初步估算，每年可为患者和国家省下医疗费用支出高达12亿元。2013年9月5日，葛均波完成了国内首例完全可降解聚乳酸国产支架的心脏植入手术。植入后3年间，该支架会被人体完全吸收，而病人的冠状动脉将恢复弹性，履行其输送血液的使命，这意味着我国冠心病介入治疗的“第四次革命”到来。

“国际上现在更倡导修复血管的治疗理念，一般而言，堵塞的血管在经支架支撑3个月后，其自愈力就能帮助恢复血管的弹性，而永久植入的支架却再也无法取出，第四代可降解药物洗脱支架有望取代现有的药物支架。”对于团队的这项研究成果，葛均波依然给出了一个武侠式的解读：“武学的最高境界是‘手中无剑而心中有剑’，那么支架的最高境界就是没有支架。”

关心治病更关注防病医学应从“下游”走到“上游”

每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是世界心脏日，其目的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宣传有关心脏健康的知识，并让公众认识到生命需要健康的心脏。今年的9月25日，外滩几大建筑齐齐为此亮灯，葛均波格外关注这一“强势宣传”。

“刚回国的时候，我们科室每年做80多例的心脏介入手术，现在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5000多例，技术不断进步、病床成倍增加，病人却越看越多，冠心病死亡率直线上升。所以我一直在想，要提高公众对于心血管危险因素的认识，增强危险因素的控制意识。因为面对疾病最好的办法永远是防病而不是治病。”通过政府、媒体、社会力量，让科学健康的防病措施和生活方式普及开来，是这些年里葛均波最关注的事情之一。

曾经有位同行告诉葛均波，自己的父亲宁愿相信广告里的保健品、偏方，也不愿听取他这个医生的专业建议。这让葛均波更加深感疾病预防科普的重要和艰巨，“什么时候大家愿意来听我们说话，而不是诉诸偏方，这个目标就进了一大步”。

所谓“上医治未病”。在葛均波看来，医院治病是在“下游”，而为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医学应该走到“上游”。为此，作为政协委员，葛均波多次提交疾病预防相关的提案，并长期呼吁在国家层面更大范围地扩大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危险因素筛查与干预的广度、深度。“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习近平主席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这句话，葛均波深以为是。（郭翼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