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彬

近日，国内仅存的以职业大学命名的9所职业院校的主要负责人齐聚福建泉州，共同承诺积极探索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实现形式，在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等方面，汇集智慧，增进合作，服务国家战略，助推区域发展。

此举被媒体解读为职业院校集体抱团“升本”。

事实上，就在此次会议上，多名学校的校长已经迫切地表达了“升本”的愿望。一位校长说：“与我们同期创办的职业院校，大都已经升本了、改名了，我们怎么办？为何不能办更高层次的学历教育？”

这一事件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在2014年轰动一时的“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转型职业教育”的新闻。如今，向职业教育转型的600多所高校似乎并没有太大动作，反而又有硕果仅存的几家职业大学发出了集体“升本”的呼声。前后反差，令人深思。

从某种意义上说，较之两年前的那次大张旗鼓的“转型”行为，此次职业大学对于“升本”的诉求其实更符合教育规律。因为前者是行政力量主导的行为，而后者则属于学校的自发呼声，体现了学校的某种自主性；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前者的本科转型其实更符合目前国内教育的实际情况，而后者则不免让人产生职业院校是否盲目升本的疑虑。

这就是矛盾之处——我们似乎在用一种不合乎教育规律的行政方式，做着一件“符合”教育规律的事情；与此同时，高校根据自身“现状”做出的自我判断似乎又有“盲目”之嫌。如此说来，是否证明了行政力量在某种程度上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当然不是。必须承认的是，教育行政力量有其发挥作用的领域，但绝不是决定一所学校的发展路线。这一决定权只能把握在学校自己手中。但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行政力量依然控制着高等教育发展的主导权和资源的分配权。因此，高校的发展一方面要看行政力量的“脸色行事”，另一方面，即使发展自主权在自己手中，也会自发的向资源分配的“富矿”聚集。而在当下，这一“富矿区”就是本科乃至更高层的教育。

简言之，造成这一矛盾的症结不在于行政力量正确与否，而是在于行政力量的强势性和资源分配的不合理性。我们做的其实是将行政力量由主导角色转化为服务角色，优化不同层次学科的资源分配方式，创造好环境的同时将选择权交给学校，相信学校就会做出真正符合教育规律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