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2013年间，中国碳排放总量比此前多估计了约15%，二氧化碳排量多估计了106亿吨……”8月20日凌晨，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的一项报告称。

106亿吨是什么概念？“它是西方国家20年来实际减排量的近百倍。”报告作者之一、哈佛大学全球变化生态学博士刘竹说，自1994年《京都议定书》实施至今，具有强制减排义务的西方发达国家减排总量仅为1亿吨左右。

“2013年，全球二氧化碳总排量为330亿吨，这意味着中国在过去13年中多估算的碳排量相当于全球一年碳排量的1/3。”8月19日，在自然出版集团举行的电话新闻发布会上，刘竹如是说。

在这篇题为《中国化石能源燃烧和水泥生产减少的碳排放评估》的报告中，来自24个国际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耗时4年，首次核算出基于实测数据的中国碳排放清单，这也是全球第一套基于同行评议和实测的发展中国家碳排放核算清单。

被高估的碳排放量

据介绍，此次核算清单中统计了中国所有行业部门化石能源燃烧的碳排放及水泥生产过程的碳排放，覆盖了中国99%的能源消费量。

研究系统核算了中国各类能源的排放因子，发现中国的煤炭排放因子比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推荐值低45%，油品和燃气类的排放因子则与推荐值相近。“排放因子是指消耗单位燃料时氧化的碳量，同一种能源会因排放因子不同造成碳排量差异。”刘竹说。

目前中国产煤量占全球一半以上，但由于中国煤炭中的灰分较高，其含碳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碳排量“也相对低得多；然而此前我国煤炭的碳排量却一直依靠IPCC平均值计算”。该报告作者之一、中科院上海高研院温室气体研究中心主任魏伟说。

为得出中国煤炭排放因子的数据，在中科院科技先导专项“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收支认证及相关问题”（以下简称碳专项，该专项耗资8亿元，包括五个主题，整合了全国1000多位顶尖科学家参与）的支持下，魏伟等人分析了全国不同产地的700多个煤炭样本，这些样本占全国煤炭排放种类的97%。

研究还系统核算了中国燃料在不同工业技术类型下的氧化率系数，指出中国煤炭平均氧化率系数为92%，低于IPCC推荐值98%；此外，中国水泥—熟料碳排放系数约为60%，远低于国际组织采用的系数95%。“经过此次核算，在本世纪气候变化2℃范围内，中国的排放空间较原来相比可增加25%~70%。”刘竹说。

弥补缺失的话语权

“中国是第一个投入8亿元摸清楚国内碳排量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对碳排放变量系统调查的国家，显示了中国作为有责任的排放大国形象。”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领衔作者之一、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变化经济学教授关大博说。他也是此次报告作者之一。

研究人员指出，该研究对弥补我国在碳减排中缺失的话语权意义重大。碳排放清单是全球变化模拟、气候模型构建、制定各国减排政策及国际谈判的基础。当前，全球和各国碳排放主要由国际机构依据IPCC的方法和能源统计数据进行估算，相关数据发布机构包括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二氧化碳分析中心（CDIAC）、欧盟全球排放数据库（EDGAR）等。

从2007年开始，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碳排放量最高的国家，占全球1/4。“然而中国的排放数据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科研及政府机构发布，并依据发达国家经验估计，可能会错误估计中国碳排放量。”关大博说。譬如，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使用了CDIAC和EDGAR的数据，而中国因为没有数据支持，就没有发言权。

关大博指出，此次重估是目前为止中国碳排量最为精确的数据，此次研究可作为年底召开的巴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基础依据，研究对整体发展中国家也有重要意义。“中国80%的碳排量来自于煤，而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这些国家的统计系统尚不完善，这项研究为南南合作提供了先导样本。”

为“全局发力”提供支撑

“尽管中国碳排量被多算了106亿吨，但并不是说中国减排就要缩水。”关大博说，此次研究目的是为中国碳排量研究提供基准线。因为“没有基准线，所有评估就会变成数字游戏”。

去年11月，中国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表示，将力争使我国温室气体排放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专家指出，依据该目标，到2035年，中国要减少300亿吨碳排量。未来20年之内实现该任务极其艰巨。

中国现阶段碳排放存在多重复杂性，报告作者之一、清华大学教授贺克斌说，主要表现为三个“最”：一是技术跨度最大，先进落后产能并存；二是淘汰落后产能的更替速度最快；三是城市化发展速度最快。解决国内碳和霾问题，必须放在这个动态框架下考虑。除了从常规末端治理出发外，还应该从全局发力，规划治理模式和技术路径。

“此次合作已推动了国外机构了解中国，未来还会进一步让国际认同中国。”贺克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