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3日下午，主题为“社会系统工程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学术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举办，共50多位学者参加会议。会议代表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第一， 应用系统思维和方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黄顺基认为，“四个全面”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认识的理论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标系统；全面深化改革是运行系统；全面依法治国是保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是控制系统。要应用社会系统工程的方法，从“四个全面”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出发，对“四个全面”进行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从系统的观点来看，对顶层设计的要求，就是要设计整个系统的总体方案，实现整个系统的技术途径。顶层设计的内容，从总体协调的观点来考虑，包括每个子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子系统与子系统之间的矛盾、子系统与整个系统之间的矛盾。经济系统要保持持续健康的发展，政治系统的运行要落实民主与法治，文化系统要增强文化软实力，社会系统要全面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态系统要解决生态问题，解决人与自然的全面协调发展。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710研究所科技委主任于景元提出，应在国家层面建立总体设计部，给最高决策层提供各种可能的方案，经过严谨的科学方法论证，涉及体制层面、科学层面、政策层面等问题。

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副院长兼科技委主任薛惠锋强调，要在钱学森社会系统

工程思想的凝聚和学科的支撑下，用总体设计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要抓重点、抓主要矛盾的最核心的东西。科学技术推动产业的发展,带来我们整个生活方式、生活模式的变化，直接导致了社会变革。社会系统工程是一个复杂系统，尤其现在是在一个复杂的、开放的、世界化的大背景下来研究中国的社会治理，如果脱离了国情、脱离了公正显然是不可能的。

人大国发院研究员、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林坚认为“四个全面”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途径和方法是全面深化改革，以全面依法治国为保障，核心是全面从严治党。要加强总体设计，强调系统配套、协调、整合；应着眼未来和全局，进行总体设计和全面规划。四个全面的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是注重发展和治理系统性、整体性的选择。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体现在方法论上，“要审大小而图之，酌缓急而布之，连上下而通之，衡内外而施之”，充分考虑各项改革举措之间的关联性、耦合性，要做到眼前和长远相统筹、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渐进和突破相衔接，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必须要有科学的方法论，要形成一个完整体系。

第二，探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系统路径和内在机理。

人大国发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云飞认为“四个全面”战略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间一个重要的连接点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他分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科学内涵和系统路径，认为“小康”是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的过程；需要从系统的角度推进，把握现代化整体发展规律。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宏波教授探讨了“四个全面”协调推进的系统结构，认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个操作系统，是一个行动系统，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行动系统涉及规则问题，通过规则的变化引起状态的变化，各个系统必须协调推进；从社会系统工程来看，我们对应的社会系统是个状态系统，要用一个行动系统去作用这个状态系统，引起这个社会系统变化。

人大国发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宏山分析了“四个全面”的相互关系和内在机理，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路径可以概括为依靠“两大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两大保障（法治保障和党内约束保障）”，激发“三个活力（地方活力、市场活力、社会活力）”。他指出中国改革的基本路径，过去强调“摸着石头过河”，今天注重“顶层设计”，但是也要警惕单纯的顶层设计是危险的，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要结合。

第三， 分析信息社会及系统哲学。

北京邮电大学原副校长、国家863计划信息领域战略研究负责人钟义信教授提出信息时代,要有新的观念、新的方法论，然后才能够找到新的规律；提出“信息转换与智能创生定律”:把认识论信息变成知识，这是一个转换；从本体论信息到认识论信息，又是一个转换；把认识论信息又一次转换，才能对主体问题有本质的认识，把握它的规律，最终得到的是智能策略。智能策略能够反映目标，有主体追求的目标，同时还要遵守客观的规律，通过执行机构变成智能的行为，依靠这个行为去与外部世界的事物打交道，改变它的状态，使它符合我们的目的，而且又不违背客观的规律，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信息转换。利用信息和系统方法，来管理和监督流程，并与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等结合起来。

西北工业大学教授何华灿提出对信息化社会的哲学思考，包括逻辑、人工智能与科学范式等问题；指出宇宙观和科学方法论本身正在不断的变化，各个系统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演化出来的；既然世界演化是一个过程，客观规律本身也在演化，主观世界只能永远不断地逼近客观规律。

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现代经济哲学研究中心主任鲁品越基于构成论与生成论，指出构成论的信息论强调确定性，要消除这种不确定性，把不确定性变成确定的，而生成论的思想恰恰在于强调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才是未来生存的空间；探讨大国方略的系统哲学，提出以构成论的方法进行总体系统筹划；以生成论的方法制定微观系统政策，培育社会经济的发展空间。他主张在构成论的整体背景下，要采取生成论的原则，纳入整体的框架，这就是“四个全面”战略的意义。

第四，探讨科学、文化与管理。

西北大学教授孟凯韬提出哲理科学是将哲学思辨与科学实证结合，对哲理进行论证，涉及诸多研究领域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数学科学、经济科学、中医科学、治国科学、人生科学、事理科学、教育科学、军事科学等的一个学科群；哲理科学为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化、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

北京博升通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谢旭分析了中国核心经济组织的权力结构问题，认为公司治理结构和国家治理结构的根本问题是权力扭曲的问题，应当从行政性管控转向市场化协同；智库本身要有独立性和客观性，社会系统研究要从客观的角度研究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人大国发院研究员、信息学院副院长左美云，人大哲学院教授赵总宽，中国科学院大学《工程研究》副主编王佩琼等参与了讨论。人大国发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任剑涛、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田鹏颖教授、厦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吕志奎等为会议提供了论文。

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是一个多领域、多层次的复杂巨系统，是统领我国社会转型发展的总纲。“四个全面”提出本身就反映了人的愿望，每个“全面”的落脚点和出发点都是为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着眼于人对生活的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全面依法治国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基本权益；全面从严治党是为了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运用社会系统工程理论和方法，分析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系统运行机制，探索其内在机理和实践对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