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申请造假调查

经过十几年的持续“高热”，出国留学人员不仅规模发展到数十万，而且呈现出低龄化、大众化的趋势。留学申请者被打上“中国制造”的统一印记，然后被一批批“出口”到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遍布中国各地的中介公司作为这一产业的主谋，不仅利用种种造假手段扭曲了教育的意义，而且制造了学生和家长的囚徒困境。

托作弊的福

亲历托福考试作弊

“保分”，一个“互联网+”式的作弊产业链的暗语。一个寄自“深圳华强北”的山寨“iWatch”能够把你送上留学美国的道路吗？你在考场即时接收到的答案又是从怎样的“关系考场”里发出的？代考就在身边，他的照片与考生“合体”了。一个隐藏在互联网幕后的留学考试作弊网络仍显得面目不清。

本刊记者/钱炜

零花钱、压岁钱、书本费、报名费、参加活动的各种费用从进入高中的第二年开始，赵晨宇(化名)不断地以各种名目从父母那儿要钱。得到的每一笔钱，都让他朝着父母为他制定的留学美国的目标逼近一步。

赵晨宇没有挥霍父母给他的钱，而是省吃俭用，悄悄把它们积攒下来。在自己的淘宝账户里，他接受了同学的推荐，秘密参加了昂贵的“名师保分”托福考试培训，而这种“培训”的内容只有一项——帮助他在托福考试中作弊。

从现在开始算起再过一两个月，在美国各大国际航空中转站，就会出现一拨拨三五成群的中国学生的身影，赵晨宇也将跻身其中。这些在网上结成“飞友”的新留学生们背着书包，手里拿着iPad，疲惫而又茫然地游荡在机场的转机区，然后将各自分散到遍布美国大城小镇的大学校园中。

赵晨宇的父母为他在高中最后两年学业的进步而感到欣喜，他们并不知道，儿子托福超过100分的成绩，是花费了不菲的金钱代价得来的。在他即将加入每年几十万中国赴美留学大军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确认其中还有多少个赵晨宇。

为了揭开赵晨宇获得“高分”的秘密，也为了将来让赵晨宇式的中国留学生少一些，《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按照他曾经采用过的方式，体验了一家淘宝店的“托福保分”服务，并在考场上亲身经历了这个“互联网+”式的作弊体系。

敲门暗语：“保分”

这是一个隐秘的网络世界，它的敲门暗语是——“保分”。

39岁的桂淳有十几年的留学培训从业经验，曾经做过新东方广州分校校长。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凡是打出“保分”旗号的培训机构，都难逃作弊的嫌疑。记者在淘宝网上输入关键词“托福保分”，果然搜出了很多网店。

这些网店里的评论看起来都十分隐晦：

“无敌了，这家是我用过的保分中最牛的一家，之前买的其他家完全不行。”

“ 今天出分了，正所谓货比三家后才知道哪家最可靠，之前也找过几家，最后终于在这家把SAT和托福都搞定了！万分感谢！”

“朋友推荐的，这家绝对的给力、靠谱！听力阅读30+29，口语机经全部命中，小作文也命中。考位也是老板办理的，别家一个星期都报不上，这里一个下午就搞定了！”

而正常的网络培训学校的买家留言一般是这样的：

“顾老师的课讲得很不错，就是这种授课方式还是不大习惯。”

“老师很耐心，很负责，还给出了具体的课下学习计划。”

“排课很及时，负责任。听力的刘老师，口语的李老师，写作的阮老师，阅读的沈老师，都很给力。”

相比之下，“保分”网店显示的成交量都在几十到数百个，而普通网校的成交量大多只有个位数。

在淘宝上，记者随机选择了一家“托福保分”店铺，点击“旺旺”咨询，对方通过机器人自动回复了一个QQ号，表示加了QQ才能详谈。-按照卖家的要求转移到QQ上，记者咨询店家具体怎么“保分”，对方回答说，“我们提供的是托福独家超速考中答案”，具体有3000元、8000元、10000元与13000元四种价位的服务。当记者想进一步询问详情时，对方表示，“你先把托福考试报名确认信与支付宝的截图发来，以确认是考生本人，我们才能接着聊。”

由于托福报名人数众多，报名网站时时处于被刷爆的状态，所以对一般人而言，通过托福官网报名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为了让这桩买卖继续下去，记者只好在淘宝上找到另一家专门代理托福考试报名的店家，果然，在支付了399元的服务费后，店家很快就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报上了名。

在满足了“托福保分店”的要求后，记者立即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个名为“托福百分百保分计划”的文档。结合这份“产品说明书”及卖家的解释，“保分”的实施方法豁然开朗：10000元以上的两档服务均使用隐形耳机作弊，这种耳机只有绿豆大小，戴在耳朵里时外观根本看不出来，而且可防金属探测仪及防屏蔽信号。考试时，考生戴着这种隐形耳机一边听答案，一边答卷，监考官与摄像头都看不出来。店家声称，答案来自他们安排在海外“关系考场”的高分考手。

使用耳机作弊听上去很高科技，其实在国内各类考试中的使用已较为普遍。据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医生符征回忆，他曾在数年前为两名患者取过掉进耳道深处的隐形耳机。取出来的耳机由金属制成，体积非常小。当时，他对此感到十分好奇。病人告诉他，这是为了在医生资格考试中作弊用的。

另外两款较便宜的“产品”，则是使用微型手机通过短信来传输答案。这种防金属探测、防屏蔽的手机只有打火机大小。不过，这家淘宝店推荐说，他们的客户大部分都选择价格更高的耳机，因为它的安全性更好。

记者又在淘宝上找到另外一家“保分店”。这家店同样避开“旺旺”，而让记者加QQ号再详谈。在QQ上，卖家表示，他们通过手机短信提供“考中答案”，保证阅读和听力两部分成绩能达到55分以上，价格是2500元。托福考试分听力、阅读、口试和写作四部分，每部分满分30分，整个考试满分120分。

“听说还能用耳机，感觉那样更安全啊！你们有这种服务吗？”在初步了解了“保分”服务的行情以后，记者试图通过这家店来验证上一个卖家的说法。而对方表示，“戴耳机就意味着要同时带手机、开蓝牙。据我所知，即使是全国最好的耳机，接受信号的距离也只有20米，超过20米就断线了。一句话，耳机没有手机好！”

对于这番推销的说辞，记者感到似懂非懂，但仍假装被对方说服，最终下了订单。

考场静悄悄

三天以后，记者等来了一个发自“深圳华强北”的快件。打开包装，看到纸盒里放着一块外表粗陋的白色塑料手表和两根表带。几乎让人不敢相信，这就是能够把赵晨宇送去美国留学的“秘密武器”。打开手表的后盖，装上手机卡，记者发现这只轻薄、简易的手表状手机功能十分齐全：彩色触摸屏，可拨打电话和收发短信，有蓝牙，可上网。

然而，问题来了：如何将这个有一个半麻将大小的山寨“iWatch”带进考场呢？在向卖家咨询的过程中，对方胸有成竹：“表盘里的金属含量很少，外面是塑料的，金属探测仪根本扫不出来。”“隐形手机拿到手后不要安装表带，进考场前直接把表盘藏在内裤里，再扎一根金属头的皮带。如果是女生，还可以把手机塞在胸衣里。万一金属探测仪响了，就找借口说是金属皮带扣或胸衣的原因。”

“其他店家的手机都有90年代的小灵通那么大，我们这个只有麻将大小，在考试时盖在掌心里偷看短信，是不会被人看见的。”为了让记者放心，对方还表示，“考生按照我的建议去做，都是安全考完，顺利出分的。”

记者依然有些不放心地追问，“如果像机场安检那样，考官要求解下皮带或搜身怎么办？”卖家回答说：“放心，就算摘下皮带，老师也不会脱你的裤子，我们就是要抓这个漏洞。以前是把手机藏鞋子里，所以后来进考场都要扫鞋底了，现在唯独内衣、内裤是最安全的。”

终于等到5月24日托福考试那一天。

这是一个闷热的周末。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出国培训的广告，考场所在的国际商学院302室是一个能够容纳至多30名学生的带隔板的计算机房。除了走廊墙壁上张贴着几张有关考场纪律的告示，这里的环境和任何一所学校的教学楼内部没有太多区别。

为了掩饰塞在胸衣里的手机，记者穿了一件质地较厚的连衣裙，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来到考场。实际上，正是由于作弊成风，近年来国内托福考场已经大大提高了监管标准：进场时，考生不许携带任何随身物品，连考试时需要用到的纸和笔都由考官统一发放，考试中场休息与结束时要收回。考场还配备了手持式金属探测仪。淘宝卖家似乎对各地考场的情况了如指掌，他向记者介绍，“北京有极个别考场已经开始像高考一样，屏蔽手机信号了。”

这场考试一共由三名考官负责监考。考生要先在隔壁备考区登记、拍照。照片会实时录入进托福机考系统中，最终显示在成绩单上。考位并非像国内高考那样事先固定，而是由考官现场随机安排。进考场时，一名穿着七分裤、T恤衫的年轻女监考员手持金属探测仪，对记者全身上下仔细扫描了一番，正如淘宝卖家所说，这样的检查并没有并没有探出任何异常，记者顺利地身藏隐形手机进入考场。不知道此时，全国有多少考生、在不同的考场里，和记者一样身藏各种作弊工具参加这场托福考试。

考试从上午9点正式开始。虽然考试进行期间有机会偷看手机，但为了确保安全，记者并未轻举妄动。中场休息时，记者到洗手间拿出手机，看到从9点07分开始，手机显示屏陆续收到了13条内容为考试答案的短信。回到考场时，记者再次接受了金属探测仪的检查，依然安全过关。

记者在沉闷中消磨了一场四个小时的托福考试时间，只是为了亲身体验考试作弊的各个环节，最终并没有在电脑上提交考试答卷。

虽然在考场接收到考试答案，但是，是谁、从何处发出的这些信息？他们是如何得以在考试时传播答案的？对此，店家的服务人员解释说：“答案是我们派考手去考完阅读、听力发出来的，考手都是专业的，都是110分+以上成绩的。”和传说中的利用时差在国外考场传送答案不同，店家给记者的解释是，考手就在国内的“关系考场”——“也就是说，考手在考的同时，你们也在考。”

这个隐藏在互联网幕后的作弊网络不知道吸引了多少学生参与作弊，又让多少望子成龙的家长蒙在鼓里。事实上，它仍然显得如此面目不清。

代考：“人肉作弊法”

在进考场前，一名身穿牛仔布上衣、戴眼镜的青年男子曾经借用记者手中的身份证塑料封套，记者从他奇怪的举动中意识到他可能是一名枪手，想用封套遮挡假身份证。进入考场后，却发现此男就坐在与记者相邻的考位上。和其他考生相比，他在整场考试过程中，表现得轻松、自如。

考试接近尾声，眼镜男率先交卷。记者见此情景，也紧随其后交卷追了出去。眼镜男看到记者，便问：“你能考多少分？”

“你已经考了很多次了吧？”记者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

“我每个月都考啊！”眼镜男神秘一笑。

“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英语老师。”

“你是枪手吧？”记者单刀直入。

“我就知道你也是同行！”说完，眼镜男似乎找到了“同志”，会心地大笑起来，并试图与记者进一步交流“业务”。记者这才确定，原来枪手真的就在身边。

考完试后，记者上线与淘宝店家讨论“战果”，从对方口中得知，这家店每场考试平均有10个“顾客”，包括手机作弊和代考两种作弊方式。今年全国共有42场托福考试，如此推算，光是这一家公司就有400多人次的作弊。

听到代考的说法，记者立即假称自己听力、写作没考好，希望重考时找代考。对方发现还有生意可做，便发送了几张文档截图，来说明代考的操作流程。

价格比较便宜也较普遍的方式，是“关系考点常规代考”。由作弊机构直接代报到指定合作的“关系考场”，然后安排一个和考生长得比较像的枪手代考。进考场拍照时，用的是黑白低像素的摄像头，拍出来非常模糊，看不清五官，因此可蒙混过关。这一方法代考托福的价格在15000元左右，代考GRE是3万元左右。按规定，所有价格皆不含报名费、枪手路费与食宿费。

卖家解释说，为降低风险，他们会根据考生身份证上的照片寻找与其面部轮廓相似的考手，再将考手照片与考生照片合成，生成考手的假身份证照片。卖家还展示了一组4张照片的范例：两端分别为考生与枪手，中间两张是合成程度不同的两张照片。记者发现，合成照片与两人都非常相似，的确很难区分。

人肉作弊法的第二种途径是“关系考点本人拍照局域代考”：将考生安排在内部“关系考场”，需要考生本人去考场拍照，并进考场考试。由作弊机构安排一名枪手在同一考场的局域网帮助控制电脑，操作考试。这样的成绩单上是考生本人的真实头像，但缺点是口语考试部分需考生自己完成。

卖家强调，由于考场上需要全是自己人，安排费用比较高，总体价格在5万元左右。

最后，最安全也最贵的代考方法，是“关系考点本人拍照换人代考”，考生需要本人去考场拍照，拍完照后离场，由监考老师直接安排一名枪手进场坐在考生的座位上考试。由于这种方式的考场“安顿费”更高，此款服务的报价高达8万块钱。

监管：无人应答

在参加此次托福考试前两天，记者致电管辖考场所在地区的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希望就暗访托福考场可能引起的“作弊”纠纷在该局事前备案。在记者说明情况后，工作人员分别在海淀分局、考场辖区所属的万寿寺派出所、海淀分局高校治安处、海淀分局外宣处等几个部门之间互相推诿，最终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愿意接洽此事。

据了解，目前，按中国法律规定，高考、研究生考试、英语四六级考试等国内考试的题目都属于国家秘密，如有作弊，涉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但对于留学考试的作弊事件，相关部门的态度一直较为模糊。国内偶有立案，也仅以“伪造居民身份证罪”惩处。

美国厚仁教育机构创始人陈航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考场作弊不违法，但是在美国伪造身份证件，冒用他人身份违法，所以在中国考托福作弊，原则上不触犯美国法律，托福考试作弊在中国好像也从来没有被法办的。”

桂淳解释说，托福与GRE考试在中国国内设有考点，并由ETS委托中国教育部下属的教育考试中心来实施，考试的组织经费有限，力量薄弱。指望托福、GRE考试的监管力度能达到高考那样的水平，恐怕很难。

“中国高考堪称最严格的考试，考场手机信号全屏蔽，女生连带金属扣的内衣都不让穿。今年河南洛阳的高考考场，甚至出动了无人机监考，你能想象托福考场达到这样的水平吗？”而SAT原本就是针对美国国内的大学入学考试，在中国连考场都没有，ETS更没有动机去针对中国学生做什么改进。

作为托福、GRE考试主办方，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一般只采用“事后追究”的方式处理被举报的具体作弊案例。据桂淳透露，国内曾有几百名培训机构老师写信给ETS，恳请他们采取积极措施，主动防范考场作弊现象的发生，但都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就在此次暗访托福考试作弊过程之前，《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致信ETS，告知对方：记者将在5月24日使用购买来的作弊设备尝试进入设在北京的托福考场。对此，ETS新闻发言人汤姆·尤因(Tom Ewing)在回复中提醒记者，“对任何程度的披露托福考试作弊细节保持慎重”。除此之外，该机构并未表现出对托福作弊产业链进行调查的任何意图。

桂淳表示，希望国家能够建立专门的法律、法规，打击留学考试作弊产业。“不然的话，这样下去，所有的培训机构为了生存都要被迫参与作弊，最终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

最近，18岁的赵晨宇一直忙着在网上寻找“飞友”。处于兴奋当中的他，没有时间去设想未来的留学之路将会面临怎样的困难，他也暂时忘记了自己花钱买来的托福高分无法保证他在美国的大学里顺利完成学业。 留学申请的囚徒困境

中国学生是可以努力做到诚实并独立完成申请的整个过程的，但是，他们大多数会感到，如果不经中介机构“专业的”帮助，那么，和那些经留学中介“辅导”的同伴相比，自己就会缺乏竞争力。

“在中国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诚实的申请者都是傻瓜。”

本刊记者/钱炜

2009年，私募基金律师孔道理(Terry Crawford)在完成了一笔20亿美元的并购大单后从香港回到北京的办公室。不久，他决定辞职创业。这不是孔道理的第一次创业，早在2007年，他在纽约创办了一家为出差人士提供机场的士拼车服务的网站Hitchsters，并被《时代》周刊评为当年最值得推荐的50个网站之一。

这一次，孔道理在北京创办的公司名为初鉴(Initialview)，他最初的计划是主打招聘面试业务。2010年，在一次与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负责国际招生的官员交谈中，对方说自己收到200多份来自中国大陆的申请材料，却无法判断这些材料的真伪。孔道理听说后，表示自己的公司可以与该大学合作开展招生面试业务，可是对方当时婉拒了这个提议。

到了2011年，佐治亚理工学院来自中国的申请者一下子暴涨到1000多名。单看申请材料，几乎每一名学生都非常优秀，不选哪一个都觉得可惜。面对这一选择困境，那位招生官又想起了远在北京的孔道理，决定委托他的公司对这些来自中国的申请者进行面试，作为他们进一步筛选学生的参考条件。

佐治亚理工所经历的中国留学申请数量的激增，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大规模迁徙运动的缩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国留学人数一直呈直线上升趋势，留学总人数已经从2000年的不到5万人上升到2013年的逾40万。在佐治亚理工成为初鉴的第一个客户以后，孔道理决定复制这个模式，把公司业务定位于为美国和英国大学的招生提供面试服务。

“他有太多新奇的想法，每天都有不同的idea，这样的个性真的很适合创业。而且他的法律背景在创业初期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孔道理的华裔太太裘有容(Gloria)毕业于哈佛大学教育学专业，她也是初鉴的共同创办人。经过几年的开拓，初鉴的面试结果目前已经被包括哈佛、斯坦福、康奈尔、约翰·霍普金斯在内的很多美国名牌大学所接受。

囚徒困境

被戏称为“宇宙中心”的北京海淀区五道口云集了清华、北大等中国最知名的高校，这些大学也有“出国预备班”之称。在拥挤嘈杂的人行道、岔路口、地铁站，年轻的学生们人头攒动，行色匆匆。这里到处张贴着“四六级”“计算机”“托福、GRE、雅思”“德语、日语、小语种”等各种辅导班的小广告。

初鉴隐身于五道口的一座高楼里，这个只有几十平方米大小的空间，成为不少美国大学“窥视”中国留学申请者的窗口——这样的“窥视”，是借助孔道理的眼睛完成的，他也因而获得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观察中国学生和他们所处的教育体系。

去年年底，孔道理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学生教会我的关于美国大学招生的那些事儿》，文章描述的，就是他看到的中国学生申请美国大学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在文章的一开头，孔道理就声称自己是“这个世界上与中国高中生谈话最多的人”。

不同于国内大学凭借高考成绩“一考定终身”的录取方式，美国大学引以为自豪的，是他们的录取标准向来注重对申请者进行全面评估，其衡量因素主要包括几个方面：SAT(学术能力评估考试)成绩、学业平均分数(GPA)、社会实践经历以及一篇自述性质的作文(Essay)。除了这些以外，对于海外申请者，还要求有英语能力测试——托福成绩，而报考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项目者，大多数需要参加GRE考试。

在《大西洋月刊》的那篇文章中，孔道理引用一位留学培训机构从业者的估算：中国的留学申请者中至少有一半GPA的成绩都是虚假的。而实际上，这一比例可能更高。很显然，初鉴的面试业务赖以发展的基础就建立在一个悖论之上——美国大学对来自中国的书面申请材料信任度的不断恶化。

招生官们需要找到一个途径来考察申请者真正的实力，对此，初鉴的解决方案是：为留学申请者提供即兴的面试服务，整个面试过程被拍摄下来，制作成为10 ~ 15分钟的视频短片，在获得面试者许可之后，这些短片被发送给美国大学的招生部门。面试过程则通过现场录像或远程网络录像两种方式来完成。借助这些面试录像，美国大学的招生部门可以在短时间内评估受试者的英语水平以及其他方面的能力等，并与书面申请材料相对照来判断其可信度，有助于做出最后的决定。

按要求，学生来初鉴面试时需携带事先在公司网站注册的报名信，但是很多学生却两手空空地就来了。工作人员向他们要注册报名信息时，有的学生回答说“不知道，是中介老师通知我来的”。再细究下去，孔道理发现，甚至连学生与公司联系的邮箱也不是他们本人在操作。

桂淳有十几年的留学培训从业经验，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中国留学生的履历普遍造假，已经远远越过“合理包装”的界线。学校，尤其是“国际班”为了本校学生的出国成功率，会主动配合GPA造假，至于自述性质的作文与社会实践，更是由中介一手包办。在北京，某中学学生的GPA可以自己随便填分数，学校只管盖章，海淀区另一所知名中学甚至主动询问学生：你想填多少分？

桂淳说，国内曾经举行过一个“内蒙古荒漠化治理”的社会实践活动。由于环保的主题在国际上很讨巧，因而参加过这项活动的学生在申请大学时会受到欢迎。很快，在中介的主导下，很多学生在申请材料中都写上自己参加过这项活动。初审留学申请材料的招生官们发现这个现象后感到很奇怪，后来他们意识到，这是中国学生在模仿之前那篇成功的范文。

起初，孔道理觉得，留学申请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是中国学生及家长对美国大学的招生信息与操作流程不够了解造成的。因而，他呼吁招生官们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开通账号，建立与中国学生直接交流的渠道。对此，一位国内留学培训老师纠正他说：“你错了！中国学生根本不在乎这些，他们需要的只是中介！”

实际上，即使有公开的信息沟通渠道，而且自身也有足够的实力，准备出国留学的高中生们也仍然会依赖中介。孔道理访问过国内的一些知名高中，他发现，很多孩子的条件都很优秀，如果自己按要求做准备，他们都有机会申请上美国的大学。而且，条件好的学校往往还有专门的老师负责留学咨询事宜。但是其中的绝大部分学生仍然选择使用中介服务。

“这已经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囚徒困境：中国学生是可以努力做到诚实并独立完成申请的整个过程的，但是，他们大多数会感到，如果不经中介机构‘专业的’帮助，那么，和那些经留学中介‘辅导’的同伴们相比，自己就会缺乏竞争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动手申请却被拒的聪明孩子’的故事，他们谁都不愿意成为下一个那样的孩子。”这就是孔道理作为一名美国人对中国留学申请现状的观察。而实际上，让千千万万学生及家长成为“囚徒”的，正是遍布中国的难以计数的留学中介机构。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2014年出国留学趋势报告》中的信息，绝大多数留学生办理出国留学手续时会选择留学中介。目前留学中介服务费用的报价从1.5万元到6万元不等，价格根据不同留学目的地国、不同层次学校等因素而定。中国留学中介服务行业的市场规模至少有50亿元人民币。

美国大学招收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及其在学生组成中的占比不断扩大，许多人感慨，漫步在美国的校园，放眼望去，大片大片的中国面孔，仿佛让人有了一种置身于中国校园的时空错乱感。今年4月，美国《侨报》列举了5所中国学生超过4000人的美国名校，其中位列第一的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中国学生总数达4898人。

“总有一些大学更在乎国外学生的高额学费，而对他们掺水的申请材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有那些炙手可热、竞争激烈的好学校才会对任何欺骗零容忍。” 孔道理认为，美国大学对中国留学申请的造假问题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但是他进一步说，“在中国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诚实的申请者都是傻瓜。”

玩转作弊

在留学申请的软性指标被虚假包装到极致的情况下，赴美留学申请者继续拼下去，就只能拼硬性指标——SAT和托福成绩了。也正是因为这两项标准化考试的成绩很“硬”，美国大学招生官们也就越来越倚重于考试分数。

孔道理说，所谓的全面评估，在美国大学的海外招生中已然形同虚设。“尽管招生官都会说自己要全面考察申请者的实力，但他们在私下聊天时，说到招生情况往往都只提标准化考试的分数。”美国大学SAT与托福的录取分数线由于中国考生们的高分冲击而不断抬升，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美国各大学在国际招生中一项引以为骄傲的“指标”。

于是，对标准化考试高分的追求就成了中国的考生、家长、留学培训机构和中介机构狂热追逐的最后的制高点。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上述的评估报告，国内留学培训产业已达到约300亿元人民币的规模。这一市场不再像1990年代那样，只有几家、十几家公司一统江湖，而是迅速扩张。据桂淳估算，如今，留学英语培训领域起码有几千家成规模的机构，十几万乃至数十万从业人员，其中，以不正当手段帮助考生拿高分从而招徕生意的并不在少数。对此，他感叹说，“竞争激烈，鱼龙混杂，沉渣泛起，再不改变这一局面，终将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在这种竞争中，最极端的手段便是作弊。

2015年5月28日，15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遭到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他们被指控在2011年~2015年间，涉嫌欺诈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和美国大学委员会(CB)，这些学生通过伪造护照，找人冒充自己参加上述两机构组织的托福、SAT和GRE等标准化考试，以获取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地区联邦大陪审团裁定这些中国公民犯有“合谋、伪造外国护照、邮件诈骗和电信诈骗”等35项罪名，最高可能被判处20年徒刑和25万美元罚款。

2013年，由于被爆有人企图大规模作弊，ETS取消了预定当年5月在韩国举行的SAT考试。2014年，ETS从10月到12月连续三次接到有考场作弊的报告，从而不得不延期公布在韩国等考场举行的SAT考试的成绩，并取消了在调查中被确认作弊的考生的成绩。当年的涉嫌作弊事件共涉及14个地区的考点，它们分别位于中国澳门、中国台湾、新加坡、泰国、韩国、日本等地。

由于ETS并未在中国大陆设立SAT考场，而长期以来，中国考生是这些考场的主要参试者，随着此次事件中中国培训机构不检点行为的曝光，1万余名中国学生可能受到直接影响。

相比托福、GRE等国内有考场的考试，SAT考试比较特殊。虽然SAT被中国考生看成是“美国高考”，可是它却一直无法在中国大陆境内开设考场，于是，一场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境考试运动就在近年展开：韩国、越南和香港等邻近国家和地区就成了难以计数的中国考生参加“美国高考”的“主场”。

桂淳曾经参加过一场在俗称“万人坑”的香港会展中心举行的SAT考试。在考试前两天，他就收到了一个陌生电话，问他需不需要买考试答案。等他到了考场，才发现附近酒店已经住满了大陆来的考生和家长，客房一间难求。还有人在兜售答案，价格在3万~5万元不等。

桂淳说，这些地区由于社会诚信度较高，考场监管也较松，这就为中国学生作弊提供了便利条件。过去，中国学生在留学考试中作弊还只是个别情况，但近年来已经成为一个“现象级的问题”。

吴晓亮是北京某托福培训机构创始人，这位微博红人的网名是“无老师”，他分析说，赴海外留学日益低龄化、大众化。相比上世纪80年代那些因成绩优秀而获得海外留学机会的高材生，现在的很多小留学生无论是自身出国动机、学习成绩还是勤奋程度，都无法与老一代留学生相提并论，但在现实的逼迫下，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了通过作弊来达成父母为其制定的目标。

水涨船高，导致申请者之间的竞争也几近惨烈。吴晓亮举例说，“如果原来你只需要90分的托福成绩就能上美国某大学，现在你就必须考100分才有可能进入招生官的视线，如果能考到110分，胜算就更大一些。一句话，因为现在的申请者实在太多了！”

实际上，即使不采用买答案或找枪手代考此类冒险的作弊手段，中国考生们不乏有人通过其他途径来达到目的。“机经”，是备考托福、GRE的学生当中的行话。由于美国标准化考试的题库范围有限，考题会规律性地重复出现，英语培训机构通过各种手段获取这些考题并进行“研究”，其“研究成果”则因押题命中率高而被考生奉为“机上考试的圣经”，简称为“机经”。目前，通过“背机经”来备考已经蔓延到仍采用纸质答卷的SAT考试中。一名考生说，他曾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从网上买了一套“机经”，发现预测试题八成以上都出现在试卷中。也有学生在考完后感叹，“啊！这不就是某年某月的试题嘛！我幸亏做过！”

“押题”“做历年考试真题”在中国司空见惯，是很多培训机构的“招牌”项目，也是很多学生备考的“必修课”，但实际上，这些行为在美国就属于作弊。在每次标准化考试之前，考生都会抄一段誓词，它的内容就包括考生不得泄露试题内容。

《华盛顿邮报》在去年12月报道当时连续发生在亚洲的SAT考试作弊事件时说，“由于设计一套新试题的成本花费昂贵，ETS把先前在美国使用过的SAT试卷再用于海外考场中。”

美国非营利机构国家公平和公开考试中心公共教育主管鲍勃·谢弗(Bob Schaeffer)称，海外的培训机构通过他们在美国境内的同谋获取最近的SAT试题，整理出正确答案后用于培训考生。或者，他们在SAT考试当天派枪手在早于中国时区的其他考点进行考试，在参考之前的数据库确定当天晚些时候举行的考试内容后，通过手机等为付费客户提供答案。

谢弗指责CB和ETS说，“他们持续的不负责任导致亚洲的一些考生通过提前得知考试内容而获得巨大的优势。”

孔道理也表示，ETS的种种弊端在美国国内也常遭到批评，但他们对公众的回应却是：我们已经注意到了，我们正在改善，但具体内容无可奉告。

洋高考

“高分低能”是孔道理在从事这一行后学会的一个令他印象深刻的中文词语。一些美国大学的招生官告诉他，近年来，常有教授向他们反映，“你招来的中国学生怎么表现这么差劲，根本不参与课堂讨论，很少和老师交流，成绩也不佳，平时只和中国学生在一起混。”但当招生官回去查阅这些学生的申请材料时，却发现他们的托福、SAT考试分数都很高。

作弊问题渐渐浮出水面，令招生官们意识到，标准化考试的分数也不可完全信赖。因此，一些大学开始对中国学生进行Skype面试，但更多的大学没有精力和财力对成千上万的申请者一一面试。这就给孔道理的初鉴公司带来了生意。如今，他们收到越来越多的来自高中生的面试申请，在高峰时期甚至面试者排队要排到办公室外面。初鉴使用一套有专利保护的技术视频平台对申请者进行面试，面试官通过与申请者互动式的交谈，除了验证其语言水平外，还对他们的应变能力、个人特质等“软能力”( Soft·Skills)进行考察。

裘有容曾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在面试中，一名学生无意中说出，虽然他是在一所普通中学读书，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备考托福与SAT，几乎没怎么上过学校里的课。“还有的国际班的学生号称自己修过好几门AP课程(美国部分高中开设AP课，以使高中学生提前接触大学课程，AP考试成绩成为大学录取考虑因素中重要的依据之一)，但当我就其中一门AP课的内容向他提问时，他就支支吾吾答不上来了，说自己其实主要还是在学英语。”

裘有容十分痛恨这种瞄准美国大学的应试教育，认为这是在误人子弟。她认为，除了英语，这些学生在高中三年几乎学不到任何东西，也得不到逻辑思维等综合能力的锻炼。这样的学生即使通过了标准化考试去了美国，也跟不上大学里的课程。

但是中国的家长却把孩子上国际班的目标，紧紧锁定为参加“洋高考”。孔道理说，北京一家名校的国际部，精心设置了国际化的课程，请了外教来上课，但却受到来自家长的压力，他们质疑学校并没有专门针对SAT和托福的应试课程。由于担心在竞争中吃亏，这些家长还要让自己的孩子旷学校的课去外面的培训机构上课。

裘有容就提议，既然标准化考试问题重重，中国学生花这么多钱走冤枉路，为何今后美国所有的大学不能干脆直接采用中国诚信度最好的高考分数做为录取标准呢？当然，她也坦陈，这一理想的实施仍需解决很多细节问题，如今看起来还十分遥远。

今年，美国旧金山大学宣布，来自中国大陆的申请者可以不提交SAT成绩与GPA，而以中国高考分数和一个面试视频作为替代。在此之前，已有伊利诺伊理工大学、杨百翰大学和萨福克大学接受中国的高考成绩。

在现实中，无论是把美国的SAT“玩儿”成“洋高考”，还是把中国的高考成绩引入美国大学的招生体系，都是几十年来中国“运动式留学”造成的无奈结果。

对于中国留学申请者形形色色的造假现象，孔道理并不感到太多的惊诧或愤怒，他皱着眉头反复说，“其实，这些中国学生的处境很可怜，我同情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