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扬宗

1955年6月1日，中国科学院学部召开学部成立大会。6月3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公布了首批233位学部委员名单，其中物理学数学化学部48人，生物学地学部84人，技术科学部40人，哲学社会科学部61人。首批学部委员大都是我国现代科学和学术各领域的著名专家，享有很高的学术声望。但也有少数人系在各学术机构担任领导的党员干部，由于工作关系而被选聘为学部委员的。

首批学部委员中，中共党员共有44名，其中郭沫若、侯祥麟的党员身份当时还没有公开。党员学部委员最集中的是哲学社会科学部，有29名之多，接近半数。这与该学部要求“以马列主义解决问题”为学术标准密切相关，暂且不表。

再看属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的另外三个学部，党员有15人，包括来自延安等解放区的恽子强、沈其震、周泽昭、陈凤桐、武衡、李强、赵飞克、钱志道，地下党员吴征镒、李文采，以及解放后入党的钱三强、黄家驷、涂治、陶亨咸，还有1938年就秘密入党的侯祥麟。这15人中，获得博士学位者6人，硕士学位2人，学士学位6人，还有一位大学肄业。在党员干部队伍里，他们的教育背景应该算是很高的了，但在以归国留学生为主的学部委员群体里，他们的学历并不算高。如果把钱三强等新入党的知名科学家不计在内的话，大多数党员学部委员大都在学术上建树不多，多数人甚至并不从事学术研究。至于哲学社会科学部的28位党员干部，作为党在各领域的领导人和代言人，这样的情况也是很突出的。

1955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审议第一批学部委员的名单的时候，其中的一些党员学部委员引起了刘少奇等人的注意。如对于名单中的两位医药卫生方面的党员干部，政治局领导质疑他们“算什么科学家”；对于学术标准，一些领导提出党内外应当一致，党员不要搞特殊，如果为了联系工作，让他们列席学部委员会议就行了。据参加了当天会议的中办主任杨尚昆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对学部委员名单，少奇同志指出必须十分慎重，要真是在学术上有地位的人；共产党员的安排亦必须是有学术贡献的，不能凭资格和地位，党派去在科学机关服务的人则不能以学者资格出现，要老老实实为科学服务。共产党员不能靠党的资格作院士”。

刘少奇等领导同志的批评不能不引起中科院党组的重视。1955年5月中旬，院党组从原来提交中央审议的学部委员名单中删去了四名党员干部，但仍然保留了绝大多数党员学部委员。对此，院党组给中央的报告中解释道：“由于工作需要，党派到学术部门从事学术组织工作的共产党员，虽然学术水平不高，或懂的学术很少，亦应列为学部委员。”在这份报告中，虽然列出的这一类学部委员只有院党组书记张稼夫和恽子强等7人，但其实，大多数党员学部委员都属此类情况。

在张稼夫等人看来，学部委员不是荣誉称号，而是一种工作职务。他说：“我们搞学部，实际上是从中国当时的实际出发，是发挥党领导科学的作用”。作为党派到科学界的领导人，他们就不能不当学部委员。但在外界看来，甚至在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眼里，学部委员都是一种很高的学术荣誉，视之为改变了名称的院士制度，最重要的是学术标准，必须名实相符。因此毛泽东拍板让陈寅恪当学部委员，刘少奇要求“共产党员不能靠党的资格作院士”。科学界包括绝大多数学部委员，也都更重视学部委员的学术荣誉性。这是科学共同体共有的价值观，也是科学界分层的必然趋势，不随张稼夫等人的主观愿望而改变。

过了不到两年，1957年初学部委员第一次增补时，一开始也提名院党组领导张劲夫、裴丽生、刘导生等三人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但张劲夫认为这种做法不妥。他代表院党组向中央提出：

“目前情况已和前次学部成立时情况不同，当时国家社会主义改造任务还未完成，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相当紧张，在考虑学部委员名单时，要从学术、政治及工作需要三方面结合考虑，因此，有一部分作科学行政组织工作的党员，由于工作需要，也列为学部委员。现在情况已有变化，学部委员人选主要应从学术方面考虑，如果学术水平不够，仅因为是党派去做科学行政组织工作，而就列为学部委员，就会使科学界有一种特殊之感。因此，我们主张这次不增补张裴刘三同志。至于以前有些做科学行政组织工作的党员已列为学部委员，有的并已调动工作，我们意见，应在适当时机提出辞职”。

虽然后一建议没有实现，但张劲夫等人没有自封为学部委员，也是十分可贵的。学术荣誉贵在名实相符、宁缺勿滥。缺犹可以弥补，滥则后患无穷，古今中外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