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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枢

前些日子看到有关部门发布的科技工作的一些统计报告，若干数据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事关我国科研工作的结构即研究与试验发展（研发）工作的结构，同我国今后研发系统的健康发展和科学技术创新发展有重要关系，于是想提出来作一点讨论。

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地认识到科学、工程学和技术的进步对国家和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认识到研发布局和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不仅具有长期效益，而且对近期甚至当前经济竞争都具有极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对研发系统和研发工作结构各要素的统计分析研究备受重视，近年来研发和创新的关系也日益受到关注。发达国家的研发强度（研发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各类研发活动的投资强度及其相互关系等有关要素，是在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科学技术与市场的互动以及政府的调控共同作用下逐步形成发展的。后发国家常常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规律，从本国国情出发来发展自己的研发系统。由于研发对于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人们渐渐把研发强度和各类研发工作比例等作为比较和衡量一个国家研发系统状况的关键指标，甚至作为分析创新能力的基础。

我国改革开放特别是最近十多年以来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为国际所瞩目，研发强度于2013年首次突破2%，研发总投入居世界七强（美、中、日、德、韩、法、英）第二。但有两个问题值得引起我们关注。

首先是基础与应用研究占比再创新低。在我国研发总投入每年大幅增长的同时，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总经费也有大幅增加，但它们在研发总投入中的占比却多年来持续下降，同国际上形成鲜明对照。

1998~2006年期间，我国基础研究占比在5.2%~6.0%间徘徊，2007年起降至4.7%左右至今（2013年，发布统计结果通常晚一年）。应用研究占比在1998~2004年间平均20%，随后两年下跌至17%，新一轮下滑以2007年的13.3%开始，直至2013年的新低10.7%，这给人的印象很是强烈。我国研发强度的新纪录相当于美国上世纪50年代中期水平，同美日韩比较目前基础研究占比是其26%~38%，应用研究占比是其50%~56%。在成功的前进中看到我们的短板。

其次是企业研发的“研”继续走向低谷。企业在全国研发总投入中所占比例2000年前低于50%，本世纪起一路上升直到2013年的74.6%。我国研发强度从2000年的1%上升到目前的2%，不能不说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企业的投入主要用于其自身的研发工作，少量用于同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而政府也拨部分经费给企业，国内外情况相似。企业2013年实际使用的研发经费占全国76.6%，其研发工作的结构是基础研究占0.1%，应用研究占2.7%（基础和应用研究合占2.8%），试验发展占97.1%。据有关统计，2004~2006年期间我国企业研发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合占10.8%~8.4%，自2008年开始降到3%以下。手边有国外资料可比较的是美国，其2011年企业研发中基础研究占4.4%，应用研究占16%，其余为试验发展。不难看出两国差别不小。

各发达国家企业研发投入在全国研发总投入中都占比很高，因而企业各类研发工作投入经折算成全国同类研发工作中所占比例会明显放大。折算结果，我国2013年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全国同类研究投入的1.7%，应用研究投入占到20%；而美国2011年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全国同类研究投入的21.1%，应用研究投入占到57.3%。两国的差别更为醒目。

单从研发投入数据，看不出我国存在的“科技经济两张皮”或“科研与经济脱节”问题，因为无论全国研发总投入还是企业研发总投入中试验发展工作投入都占绝对主导地位，分别为86.2%和97.1%，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试验发展工作是科学技术研发同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紧密最直接的工作。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和应用研究投入（合计占研发总投入的15.4%）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对“两张皮”和“脱节”问题显然还要做深层次的分析，才能对症下药。

近年来我国科研经费大幅增长，基础研究经费也大幅增长，这是有目共睹的。2005年研发总经费2450亿元，2013年11847亿元是2005年的4.8倍，这是世界上难见的高速度。那么为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占比却一路下滑？因为缺乏有关数据资料，对其中的缘由个人难以说清，只能做些推测。

一个原因可能是某种引导的结果，企业大幅加大研发的试验发展投入，这是第一大研发部门因而对全国研发结构产生影响;政府研究机构也加大试验发展的投入，其占比从2005年的54.3%增加到2013年的58%，这是研发支出第二大部门也有相当影响;高等院校在同一时期占比则从2005年的25%降到2013年的12.6%，虽然是我国的第三大研发系统，但其总研发支出远小于前两个部门，因此其变化对整个研发结构影响不显著。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政府财政的投入有所不足，从有关资料看，我国研发总投入中的政府投入（2013年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6184.9亿元，其中投入科研和发展工作2500.6亿元，这是两个概念）占比从2005年的26.3%降至2013年的21.1%（政府财政投入2013年2501亿元是2005年644亿元的3.9倍，增幅也很大，但低于研发全国总投入增幅），而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主要依赖政府财政拨款。手边仅有美国2011年数据可资比较，其政府投入占全国研发总投入的29.6%。

基础研究投入占比偏低在我国长期以来屡屡是科技界的热点问题，全国两会也不乏改善的呼声，因为基础研究关系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根本。可以认为1982年中央决策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使得基础研究在我国政府开始有了正式管理的资助机构和渠道，因为我们难以忘记周恩来总理上世纪70年代初期还得批示别把开展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建议当作“浮云”。今天我国科学研究在国际上受到令国人兴奋的关注和重视及其一定的影响力，是在度过了上世纪80~90年代人才断层的困境后取得的，教育事业和国家科学基金的发展以及政府采取的其他措施培养了几乎是整整一代新人（还有海归）成为我国当今科研的主力，这才使我们有了今天的底气。

过去很少提加强应用研究，从目前实际情况看已不能不为此大声疾呼了。国外企业界不仅把应用研究看作是为了特定的、公认的需求去获取新知识，而且要通过研究去发现同产品、过程、服务等特定商业目的有关的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这同企业的创新发展息息相关。据美国国家基金会分析，该国企业界乐于向基础研究投资是基于有助于培养人才，吸引和留住杰出人才，吸引外界的知识以及加强创新能力等多方面的考虑，我们需要这样宽阔的眼光。我全国研发人员总数2013年为353.3万人，企业占77.6%为274万人，这支生力军如进一步适当加强关注应用研究，也许大大有助于解决常常议论的把某些产业从大做强的目标。当然，企业研发如何安排各类研发活动要由企业按照自身的发展战略来自主决策。

当今，我们正处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阶段，科学和技术的创新更受到广泛期待，首先要为促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多作贡献，又要为全人类的知识宝库增添中国人的智慧结晶。为此，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是很紧迫的使命。

研发工作包含了多种类型的科学技术活动，其产出也是多元化的，有的是新的技术、材料、装置、系统、方法、设计、原型和过程，有的是传播交流新的理论、观点和发现的论文，因此对研发工作要实行分类指导、分类管理和分类评价，一刀切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基础研究和一部分应用研究产出主要表现为论文，另一部分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工作的产出则主要不在于发表论文。有时对教学、科研和研发人员业绩评价标准的争论是没有顾及科研和教学活动的多元性，导致挫伤人员的积极性。我也想强调，2013年我国以基础和应用研究为主发表23万余篇SCI论文位居世界第二，这是可喜的成绩;如果停留在1998年的不足2万篇排名第十二，我们将情何以堪!

我们还不是科学技术强国，通过基础和应用研究夯实我国的科学基础至关重要，从国际评估组对我国某些重点领域的评估总是强调其不如人意的原因为缺乏高端人才和缺乏基础研究，这就反映了我们的问题所在，而高端人才不能引进就也得通过基础研究来造就。谈到同国际的差距，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也许可以说是我们的心结，虽不要盲目将其视为衡量科学和技术发展水准的唯一重要标志，却也决不是不屑一顾的事实，它一定程度上同国家的科学积累和长期传统有关。试看原先同清朝后期一样落后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80年左右的发展出现第一个本土诺贝尔奖得主，到100年左右开始出现较多诺奖得主直至当今的较为密集的态势，这说明即使近代科学发展原本比欧美远远滞后的国家，稳定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数十年就能有所突破。按理我国从现在起到“第一个百年”的前后有望实现诺奖的突破，当前已有类似量级的工作开始出现；而到“第二个百年”前后会有更多突破应该不是奢望。

突破不是坐等来的，我们要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上再使把劲为实现突破铺平前进的道路，目前科技界的共识是奋力提高我国科研的普遍质量水平是当务之急，高科学价值和高技术价值的科技成果必然带来高的国际影响力。而现今当我国奋力推进经济转型走向高端之际应积极重视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开拓高端创新的源泉，这一观念的转变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变革性意义。进一步加强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投入，并把发展和加强基础研究作为国家需求，鼓励科学家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探索求得新知识新发现新理论新技术。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