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18日，在针对肯尼亚医学研究所（KEMRI）起诉案的裁决中，内罗毕工业法庭认为：参与一项国际研究伙伴关系的6名肯尼亚医生被彻底忽略了升职和培训机会，而他们的欧洲同事则受到各种机会的眷顾。

这是一个标志性案例。不仅仅是因为法庭要求KEMRI赔偿每位医生500万肯尼亚先令（合56000美元），以补偿他们受到的伤害；而且它可能还是非洲科研人员如此强烈地公开发声，表达他们对在与国外同行合作过程中受到“二等公民”待遇的义愤。

近40年来，随着国际机构在非洲卫生研究投入的增加，该领域的合作急剧增长。然而，非洲科学家表示，他们经常会被塞进诸如数据收集员和实验室技术人员的职位，并没有现实的通道可以成长为领导人。

“邻居地痞”

“我想，这是个大问题。”瑞士巴塞尔热带与公众健康研究院资深研究人员Marcel Tanner说，当合作关系失败时，经常是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失去的最多。“当投资人或工程发生变动时，他们缺乏顺利度过这一阶段的支撑。”例如，2010年，当法国资助者因为内战从科特迪瓦撤掉一项控制疟疾的研究项目时，就发生过一次类似事件。结果，法国职员和一家建了一半的实验室被该公司留在身后，既没有钱付给他们雇佣过的人，也没钱继续完成工程。

为了给予非洲科学家更多自主性，几家全球性投资者正在非洲构筑科研领导能力，并把他们研究项目所有权的一部分转移给当地科学家。而且，在今年随后的工作中，将会有一项“公平指数”，即研究机构和投资人将会因为致力于平等合作关系而获得荣誉证书。

但是真正的平等依然要花费很长时间，南非开普敦医疗研究理事会（SAMRC）理事长Glenda Gray说，无论非洲科学家为了掌握科研议题多么努力，他们都很难完全获得成功，除非这些国家的政府开始投入相应的资助。国际投资人有些时候在非洲表现得确实有些像“邻居地痞”，她说：“但是当你有了钱以后，很容易变得强大。”

这些不平等的原因根植于现代研究在非洲的开启方式——普遍上，都是欧洲国家在其殖民地建立研究站，以研究经济上的重要问题，如热带病、庄稼或农作物耕作等。随着这些研究中心的发展，非洲人首先作为助手被招募，随后成为科学家。但即便在上世纪60年代，在一些国家如坦桑尼亚、肯尼亚等国独立之后，这些国家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中心也通常是由富国一方的合作伙伴资助、领导或至少受其严重影响。

然而，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非洲和发达国家的研究人员开始表达他们对“空中科学”或“样本猎取”（外国科学家来非洲收集样本）项目的担忧，这些项目经常受到当地科学家的帮助，然而在发达国家的科研人员对这些样本进行分析以及完成论文之后，却很少或几乎不会提及任何非洲同事的功劳。

例如，2001年，肯尼亚研究人员Moses Otsyula表示，英国牛津大学的科学家窃取了他从内罗毕一家孤儿院采集的具有罕见艾滋病抗体的血液样本。对此，牛津大学的科学家表示，这只是因为沟通不畅导致的疏忽性失误，还说他们认为当时已被允许使用该血样。

逆流而上

近年来，一方面，外国科学家对伦理问题日益敏感，另一方面，非洲科学家也意识到对于管理样本采集和出口需要更加清晰的法规，类似的“误会”正在逐渐减少。但不平等的合作关系依然是个问题。

在去年公开发表的一项调查中，位于德国波恩的欧洲发展研究和培训机构联盟发现，在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区域，合作者的角色“经常仍主要局限于采集数据”，而来自发达国家的合作伙伴在分析和发表研究成果方面扮演着引领角色。一些接受该调查采访的科学家表示，即便是对那些想要构建更加平等合作关系的发达国家科学家来说，由于通过发表文章促进个人职业的压力日益增大，他们经常无暇顾及此事。

许多非洲科学家都有过不平等合作的切身经历。一些人表示，他们被排除在自己曾帮助筹建的合作项目之外；一些人表示，他们在地面上经营研究项目，而发达国家的同事则在空中飞来飞去——经常是做一点工作，大部分时间用于旅游。但是几乎没有人愿意把他们的故事公诸于众，因为怕被当作麻烦制造者记录在案，削减他们未来的经费预算。

“合作关系有好有坏，我们都经历过。”Gray说。她所在的理事会每年在健康研究方面会花费约900万美元（在非洲最大的财政预算项目之一），但这一数字仅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南非投资额的1/5。

尽管如此，Gray表示，国外投资人越来越愿意让像她所在的非洲代理处一样的机构影响议题。SAMRC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例如，在2013年，该机构开始把自有资金和国际投资人的资金相结合，建立联合基金项目，使双方对他们所支持的议题均有发言权。

近年来，在推动科研合作平等方面确实已经取得了进展。此前担任KEMRI和英国威康信托基金会联合支持的KWTRP项目负责人的Kevin Marsh也同意这种看法。在担任该项目负责人期间，他曾与投资人交涉提高合作项目中非洲研究人员的待遇。Marsh说，有一次，因为投资人不愿给英国和非洲科研人员发放同等薪酬，他几乎因此辞职。

依然遥远

尽管和20年前相比，非洲已有许多优秀科研人员，Marsh说，但过于强调目前取得的成绩仍然为时尚早。这正是他当下正在帮助筹划非洲卓越科学加速联盟（AESA）的原因，该联盟是位于内罗毕的一个研究管理中心，非洲各国领导人计划在今年6月正式启动该组织。AESA的设计目的是管理非洲外来投资项目，该机构已受到来自若干主要投资人的支持，包括KWTRP、总部位于比勒陀利亚的政策制定机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等。

另一个项目是卫生研究促进发展理事会（COHRED，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平等指数。该指数将会向致力于营造平等良好伙伴关系的研究机构、投资者或其他团体授予荣誉证书。各个机构可以用这张荣誉证书标明它们的身份——就像生产商在货物上贴标签证明它们的产品是环境友好型那样。如果一个投资者的项目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优选研究项目或着针对这些国家背负的疾病负担，那么就会得到更高的分数，COHRED参与该指标工作的高级专员Najia Musolino说。相反，发展中国家的卫生或科技部也会因为没有设置或更新国家优先研究项目而受到差评。

据了解，该指数有望在今年年底进入试行阶段，如果试行成功，将会被延伸至卫生领域之外的其他研究领域。Musolino表示，非洲与国外投资人和学术机构已经表示了对该指数的支持，并认为它可以帮助非洲研究人员选择好的研究伙伴。

Gray表示，如果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可以真正对其运作过程发声，该指数才可能获得成功。只有非洲国家开始在卫生研究领域投入更多资金，他们的科学家才会有更强的底气与合作对象谈判。“没有人想成为象征意义上的科学家。”在KWTRP工作的肯尼亚免疫学家Faith Osier说，“确实，非洲科学家面临不利因素。”她说。但她最终表示，希望她的研究成果可以依据品质来评价，而非其他因素。

一些非洲科学家认为，把非洲科学界所有的不平等都归咎于国际投资人是错误的。“没理由对美国说，‘你应该资助我们的科学家，而且我们还要告诉你该做什么。’对我来说，这太虚伪、太不尊重人了，不仅是投资者，还包括本国科学家。”南非德班市艾滋病项目研究中心主任Salim Abdool Karim说，“我们需要的是让非洲科学家了解、领会以及促进科技水平提升，通过这种机制让他们可以和国际研究人员在学术基础上共事，而不是在“新殖民地”基础上共事。”

很多受到影响的研究人员与Gray持有相同的观点，因为非洲缺失的一个关键板块是政府对科学的投资。尽管过去10年肯尼亚、尼日利亚、塔桑尼亚和南非以及其他国家均承诺增加研究经费，但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实现了它们的豪言壮语。“在指责国外投资者或是欧洲高校之前，我们首先应该以批判的态度审视自己。”在南非开普敦大学一个药品研发机构担任负责人的赞比亚生物化学家Kelly Chibale说，“除非——并且直到——我们建立了良好的本地基础设施和支撑性的本土环境，否则我们只能继续挣扎。”（冯丽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