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983年，邓小平同志用这样一句题词，昭示了新中国教育向世界敞开大门的决心。那一年，中国赴国外的留学生数量仅一万余人。

两年后的1985年，“三个面向”被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成为教育战线的战略方针和教育发展方向。那一年，国家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的资格审核，“出国热”在全国迅速升温。

如今，整整30年时间过去了。就在不久前，在邓小平同志的家乡四川省，一场由西南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主办、《中国科学报·大学周刊》为合作单位的大学国际化发展国际论坛在西南交通大学举行。此时，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也已经成为国内高等教育发展的题中之义。

只是面对这场国际化浪潮，我们该如何驾驭呢？

谁的国际化

主办此次论坛的西南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为教育界人士广为熟悉是在2013年。那一年，该所制定并发布了国内首个高校国际化排行榜。

也就在同一年，万里之外的大洋彼岸，美国教育委员会国际化与全球参与中心副主任罗宾·赫尔姆斯领导团队所进行的一项超过十年的调查也接近了尾声。这项调查所考查的便是这些年间美国高校对国际化的认识及其做法的变化，其中有很多耐人寻味之处。

“应该说，这些年来美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喜忧参半。”在论坛发言时，罗宾说，比如在教师招聘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要求应聘者具有海外经历，这一比例已经从调查初期的20%增加至68%。但与此相对应的是，当应聘者工作几年，面临职位升迁或参评终身教授时，此时再要求对方具有国际化经验的比例却几乎没有变化。

“这是否代表着，我们的国际化有时会有些流于表面呢？”罗宾问道。

类似的问题在中国也已经出现。

刘贵文是重庆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在论坛的互动环节，他反映了这样一种现象：长期来看，国际化对学校的发展无疑是有帮助的，但这种帮助不能很快反映到具体的学校指标中。因此，“学校在强调国际化，但学校内部的院长对此并不关心”。

“这并不是重庆大学一所学校的问题，很多大学都有这样的情况。”刘贵文特别强调。然而，院系层面又是高校国际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几年前，中山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陈昌贵曾与同事一起，对广东省14所高校进行过一个类似的国际化水平调查。在调查中，他们发现一所学校的国际化水平高低，与以院长为代表的学校中层领导有密切关系。

“如果某学院的院长是海归或具有国际交流经历的人员，他一方面会有很强的对外交流意识，同时也有条件开展一些活动。”陈昌贵说。然而，由于国际化并不能带来直接的指标提升，这股“中坚力量”如今已然动力不足。

对此，此次论坛的演讲嘉宾、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杨丹表示，学校需要通过合适的方式，将压力合理地传导给院长、系主任。“我们在学校根据大学排名中与国际化有关的指标对学院进行排名，并将这些指标进行分解，告诉他们什么才是国际化考核的内容。”

罗宾在担任美国教育委员会官员之前，曾在明尼苏达大学工作过一段时间。在那里，他们也曾采取过类似的做法。“每个院长都需要通过一些方式参与具体的国际合作，他们必须这样做。”

只是，这种外在的压力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呢？

被迫“本土化”

当各院系承受着来自学校层面的国际化压力的同时，学校层面也在承受着另一番压力。

依然是来自美国的一项调查：在美国，越来越多的机构正在要求增加国际化课程，这无疑代表了一种国际化的趋势和实践。然而，与此同时，另一些机构却日渐把注意力放到了本土化教育中。这样的“本土化”进程有一个很明显的反映，就是美国学生对外语学习的要求越来越少。“目前，他们最普遍的要求是学一年就足够了。”有学者说。

而“本土化”的问题在中国则要更复杂一些。

比如，在论坛中，有国内学者就提出“英语化是否就等同于国际化”的问题。事实上，目前衡量国内高校国际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其开办双语课程或英语课程的数量和比例。对于这种标准是否合理，杨丹表示了质疑。

“在大学，即使每个专业都可以用英语教学，这就能说明我们的教学质量可以与欧美相比了吗？”杨丹说，国际化的核心是各国从差异中寻找超越的力量，而不是彼此复制。

“我们复制了英美的教学体系，甚至课本和教学方式，这并不代表国际化。相反，当我们的课堂能以中文讲出非常地道的中国智慧的时候，反而证明了我们国际化已经成熟到了一定程度。”杨丹说。

对此，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徐飞在论坛的书面发言中也表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大学国际化的包容发展，不是指盲目的追随、机械的照搬和趋同的发展，而是在国际化道路上，始终保持清醒判断、创新精神，依据自己的国情、校情，走自己的特色国际化道路，形成本校的办学特色和办学优势。

“要知道，我所在的学校最热门的留学项目并不在美国，而是去泰国学高尔夫，这说明独特性对于国际化的重要意义。”杨丹说。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高校依然没有找到自己的“高尔夫”，反而由于另一份压力在被迫“本土化”。

云南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尔思是国内第一批中外合作办学的尝试者。几年前，他便在媒体上坦言，他们遇到的一个主要难题反倒是被迫“本土化”。

“很多学校都面对这一问题。”他说，例如，当课程体系、人才选拔机制等方面出现国内外标准不同时，他们就必须服从教育部规范。办学至今，他所在的单位共接受了国内外评估机构10余次评估，几乎每年一次。而海外评估标准又与国内标准不一致。“从监管角度来看，如果海外权威机构已经评估过，教育部是否可以部分认可？”

国际化与本土化需要相互适应，我们也应该在民族文化上坚持自身特色。但在制度方面，这种“本土化”是否还应坚持呢？

打破“国”的藩篱

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冲突除了在“课程”方面存在，在“人”的方面也同样存在。

在论坛上，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张亚力透露了这样一组数字：2015年，中央财政布署用于高校的引智专项经费规模为7.3亿元。截至2014年底，国内高等教育系统共有聘专单位1636个。2014年，国内高校长聘的外国专家约2万人次，短期交流访问专家则超3万人次。

当我们的校园内出现数以万计的“洋面孔”时，一个问题就必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该如何对待他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学院院长、贵州盛华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孙伟曾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任教十几年。在那里，他这样的外籍教师并不在少数。而他们一个共同的感觉是，在美国大学体系中，他们没有任何被隔离的感觉。“但要是美国专业人员到中国做教授，隔离感是很强的。”

在孙伟看来，这种所谓的“隔离感”正是目前国内高校国际化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因为我们依然在把国外学者当成“客人”，而不是学校的一分子。“对待他们的一个最普遍手段就是做个荣誉院长。”在他看来，我们仍处于非常初级的国际化状态，远未走到深度融合的阶段。“你有没有能力让他们做一个真正的院长，这才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最大障碍和核心问题。”

在发言中，日本国立大学评价与学位授予机构研究人员森利枝也介绍道，在中世纪，欧洲大学属于“超级国际化”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不问你从哪里来，大家统一用拉丁语进行交流。彼此之间没有‘国’的概念”。

“最好的国际化状态就是没有‘国’的概念。”孙伟说，广纳全球精英，用同样的标准对其进行衡量，为我所用。真正的国际化就是淡化“国家”概念，同时不把“国际”视为特别的东西，他们就在你生活和工作的每一处。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化更应该被称为“全球化”。

事实上，对“国际化”这一概念提出异议的远不止孙伟一人。例如，在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组织的大学校长论坛上，香港大学原校长王赓武就曾表示，教育、研究、科技水平没有边界，所以不应该以国家为出发点，而应该以学问水平和大学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因此，他说：“我不大喜欢用国际化，我宁愿用全球化。”

国际化该如何评价

在此次论坛发给与会人员的资料袋中，最具分量的是一本将近60页的白皮书——西南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发布的2014年中国大学国际化排名。

虽然这份诞生于2013年的排名已经算是国内首份高校国际化排行榜，但这并不代表着国内对高校国际化排名的研究是“新鲜课题”。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就已经以学术会议、课题研究等形式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而在国外，类似研究则开始得更早。然而，一个学校的国际化水平该如何评价？国际化排名究竟起着何种作用？这样的问题对于国内外教育界人士来说，也并不容易回答清楚。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哈密斯·科茨研究了过去10年间澳大利亚对于本国高校国际化的评估系统。他发现，现有的系统在挖掘学生潜力方面还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现有的很多体系仅仅在对比校际间学生的流动性数值。但与之相比更重要的，其实是他们在交流中学到的知识，在这方面，现有的评估系统很难作出评价。”

对此，罗宾也有同感：“到其他国家留学是好，但更需要关注的是，学生去国外学习到底经历了什么？”

发言中，孙伟针对目前的评估体系表示，在制定指标体系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各高校与之前相比的进步幅度有多少，并将其作为一个主要的加权参数。“这样的话，就会给一些后起之秀进入榜单的机会。”

此外，作为研究大数据的学者，孙伟也建议，在榜单的制定中一定要有大数据和互联网思想，并基于大数据，广泛采纳来自于草根的评论。这些评论也应在指标体系中占据一定的权重。

事实上，在高等教育领域，无论一张榜单怎样“科学”与“详实”，对其的争论都不会在少数。这中间人们争论的焦点在于，某些关乎高等教育核心的内容是否能够通过简单的数字加以体现，高校国际化水平的榜单也不例外。

森利枝表示，排名固然重要，但大家不能对其过度关注。因为在高校国际化的进程中，还有其他一些维度需要考虑。“比如我们的世界经济、污染等全球共有的议题。虽然学校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高校在进行国际化交往的过程中，除排行榜规定内容之外的一些隐性机遇，这些也许对我们而言更有意义。”

“对国际会议的考评及其举办次数，或者国际会议在所有会议中的比重，是否就可以成为评价高校对外交流水平的科学依据，这的确值得探讨。”对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西南交大大学国际化评价课题团队负责人、该校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闫月勤表示，任何榜单都只能起到参考作用。“高校不能被榜单牵着鼻子走，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至少说明该校的办学思想是不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