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珊

中央政治局会议4月30日审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在业内专家看来，这无疑释放了一个信号：即京津冀一体化不再是过去多年以来的“说一说”“议一议”，而是有了顶层设计理念。

此次《纲要》的出台，给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指出，京津冀一体化是个长期战略，不能过分期待短期成果。“要研究透彻，不能太着急。”

疏解“非首都功能”

北京究竟能承载多少人口呢？有专家建议，到2020年，北京的常住人口最好不要超过2300万。

有序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这是《纲要》的核心功能，也被认为是疏解北京人口的重要举措。

“非首都功能”，即随着人口增加以及在长期追求“大而全”理念的影响下，除了承担政治、国际交往、文化教育以及部分科技创新四大功能之外，北京承载着太多其他功能，如经济中心、工业中心、交通中心、旅游中心……

此次提出对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在专家看来无疑是一剂对症药，对于优化北京的产业结构有着重要作用。“有序”两字受到了陈耀的关注，即要遵循客观规律，包括人口流动和迁徙规律，产业转移和大城市发展规律。

“以产业控制人口的方式是目前的首要调整方式，问题是在北京拥有绝对优势公共资源的前提下，产业和机构有可能疏解出去，但人却不愿意走。”陈耀说，如果在此过程中强化行政作用，势必带来混乱。例如，2008年奥运前期，首钢集团北京在职员工有8.9万人。按照搬迁计划，他们大部分人须随工厂搬至曹妃甸，但结果大部分人却选择留在北京。

另有一点仍尚须明确。“疏解功能并不是说不发展。以工业制造业为例，北京也需要保留一部分。”陈耀说，界定北京非首都功能，是要突出主体功能，而并非是“一刀切”的不发展。

应缩小两端差距

国际上对经济体定义的标准之一是：从最高产出的核心区到该经济体的边缘区，总体差异不应高出两倍。而一组数据显示，当前北京每平方公里每年产出是1.73万元，天津是1.2万元，而河北只有1500元。

“京津与河北相差已不是两倍，而是相差6~7倍。”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说，差距的弥合将是非常艰巨的战略任务。

“大城市与周边地区关系能否处理好，对于协同一体化至关重要。”陈耀说，如果只关注中心发展，对外围地区不去重视，一体化很难实现。

据财政部测算，京津冀一体化未来6年需要投入42万亿元。根据《纲要》，这些钱将用在支持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三大领域。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认为，交通和环保是需要“先行”的两个领域。“没有交通一体化，没有环保一体化，就没有京津冀一体化。”

陈耀也认同这一观点，但他指出，必须避免出现一个状况，即交通方便后是否会出现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把优势资源更加集聚过去。陈耀认为，此次政府投资应集中关注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能力以及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协同发展要抓好缩小两端的差距，这一点在中长期任务中要得到体现。”

做好探索示范作用

京津冀地区作为我国城市群的典型代表，其协调发展机制被视为我国城市群发展道路的一种探索。“我们希望通过京津冀一体化，为其他城市群的发展提供可复制的经验。”陈耀说。

为此，有一点必须明确，即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是把原来北京和天津不要的、发展落后的企业接走，而是要破除“一亩三分地”思维，在顶层设计的统一安排下，做好空间布局、城乡协调、产业分工的合作大文章，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

“必须认真调整京津冀地区50万人口以上城市功能定位，认真考虑把北京、天津等特大城市中的有关机构、大型企业、商品市场、名校、名医院等，合理稀释到较远地区。”牛文元说，要认真尝试既从低端向高端的城市集聚、也要认真尝试从高端向低端流动的“逆城市化”分散。

此外，增量调整也需要在考虑之中。“要用新增的产业去引导一部分产业和人口向外围转移，通过周边地区公共设施和服务资源的建设吸引部分人口聚集。”陈耀说。

牛文元希望将京津冀地区打造成一个世界创新高地。“首先要建设的就是世界实验室基地和智能孵化基地。”牛文元说，如果每年能有一个新的产业转化出来，其创造的价值将是既有产业的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