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气候政策切莫忽视社会科学

《自然》撰文呼吁IPCC着眼气候变化需关注社会及行为问题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正在变得与气候政策不再相关。《自然》杂志日前撰文指出，为了谋求一致性和避免争论，该组织正在遭遇“路灯效应”：更多关注“明亮”的气候科学。但对问题的洞察往往来自暗处，远离那些自然科学能单独阐释清楚的地方。

IPCC最新报告墨迹刚干，科学家和各国政府就开始计划改革下一轮大型评估工作。确实，改革评估和写作过程将使IPCC更敏锐和中肯。但这个于2月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的IPCC会议上作出的决定显示，政府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意愿。

《自然》指出，报告制定的基础过程和时间表将仍原封不动。扩大跨学科主题的覆盖范围和实行更多管理措施等的小幅改动，可能会使IPCC工作更缓慢。

这一次需要与众不同。IPCC必须彻底改变其与社会科学的合作。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等领域是了解人与社会和响应环境变化的核心，对制定有限的减排政策和全球合作至关重要。

IPCC仅吸纳了很少的社会科学内容。只有一个分支——经济学，在评估过程中发出了主要声音。在负责评估气候变化减缓和政策的第三工作组，35位主要作者中有近2/3来自该领域，尤其是资源经济学。而其他的社会科学几乎没有现身。其中只有一位政策科学家：David Victor（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国际关系学教授）。

Victor表示，与之前相比，新报告为数不多的亮点是更多地覆盖了行为经济学和风险分析。在评估影响和适应的第二工作组，64位主要作者中，不到1/3是社会学家，而其中约有一半是经济学家。

但要将更多的社会科学纳入IPCC将十分困难。不过，如果能够反映这些领域是如何组织的以及这些学科能解决何种政治相关问题，该目标也有可能实现。“这将需要IPCC进行大规模改革，并且该机构需要将部分评估过程分配给其他组织。”Victor说。

井底之蛙

IPCC一直徘徊在要求独立性的科学和迎合政府爱好的外交之间。尽管科学家为报告提供了材料，政府却在整个评估过程中拥有发言权：它们采纳每章的提纲、评估草稿和批准最终报告。

如此严格的监督促使科学家坚持一致性范围和剔除有争议的话题。在社会科学领域，这些压力尤其巨大，因为政府想要控制能影响政策的有关社会行为的内容。这个领域涉及的问题包括，哪些国家能容忍气候变化产生的成本、分配减排任务、国际条约的设计、投票者如何响应气候变化信息和气候相关压力是否会让国家走向战争等。社会科学有助于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实际上，IPCC未能探索这些议题。

政府允许IPCC出版的内容范围十分狭小。政府通过协商达成共识，逐行批准该文件。而分歧的范围从“全球公域”等词语如何定义到呈现数据的整个图表。

例如，在去年4月审批第三工作组的总结摘要时，少数国家否决了根据经济增长显示排放分类的图表。尽管这种格式具有科学意义——经济增长是排放的主要驱动力，但具有“政治毒性”，因为这会影响一些快速发展、需要更多控制排放的国家。

依赖语境

IPCC成果的一个大问题并非是它太过具有政策指向性或过于受特殊利益的影响。它的主要痛苦是精神食粮——过多乏味的声明没有任何政策价值。Victor表示，摘要、格式化的全球数字和可复制的模型能获得批准，原因是它们不会暗指任何国家或行动。但那些有关哪些工作将实际有效（或失败）的分析都被剔除。而警告则被掩盖或变得支离破碎。

例如，“第三工作组总结”的读者可能了解到，如果政府采取减排措施，保证全球气温不高于前工业时代水平2摄氏度，那么到2050年，年经济增长可能仅降低了0.06%。他们可能需要在浓密的图表中费力地弄清只是一小部分模型认为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这表明，社会科学也应该受责备。”Victor说，因为社会是复杂的，在某种程度上，比彩虹鱼的细胞更难研究，社会科学领域的大部分知识范型是薄弱的。除了主流经济学等一些例外，针对社会科学的主要争论集中在各范例之间，而非其内部。

考虑到国际法的角色。一些社会科学家把法律视为合同；还有些人则认为,它主要通过社会压力起作用。Victor提到，前者建议政策制定者精准气候协议的语句，包括减排目标和时间表，并采取措施，确保各国政府兑现承诺。后者则赞成采取具有清晰焦点的大胆的法律范式，例如争取零排放。“在正确的语境下，每种方法可能都有用。”他说。

多个相互矛盾的范例，使得难以系统化社会科学知识或确定哪些问题和方法是合理的。此外，社会科学内部的激励机制，也阻止其关注气候变化等特定实质性话题，尤其当需要跨学科合作时。例如，在政治学中，政治动员研究、行政控制和国际合作等具有相关性。

而社会科学家应该阐明为什么不同的知识视角和背景导致不同的结论。每个领域的研究领军者能描绘出其不一致点以及它们的相关性。研究人员表示，气候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应当更多地讨论分歧如何根植于不同的价值和假设，例如，政府机构是否有能力指导减灾。这类争议有助于解释，气候政策领域为何存在许多不一致性，即使在那些事实似乎已经清晰的领域也是如此。

“不幸的是，当前的IPCC报告结构没有反映这种坦率的假设、价值观和范例。”Victor说，它关注已知的已知和已知的未知，而非更深、更广的不确定性。

拓宽视野

在新一轮评估工作里，将社会科学纳入IPCC和气候变化中是可行的。Victor表示，新一轮工作将于今年10月开始，一直进行到2022年，致力于以下3个方面。

第一，IPCC必须询问社会科学家能回答的问题。如果该工作组寻找社会科学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文献，它会发现非常少。但它会发现丰富的相关知识，例如，社会如何组织、个人和团体如何感知威胁及如何响应灾难压力和集体行动如何效果最佳等。

一旦今年年底IPCC新领导层敲定，该团队将邀请美国政治学联盟等大型社会科学机构，参与到其能评估和回答的相关议题中。来自不同国家的跨学科科学组织，例如英国皇家学会，也将参与进来。这些将指导IPCC确定下一份报告的视野。

第二，IPCC必须变成一个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者而言更具吸引力的地方，他们通常不参与气候领域。IPCC的评估工作通常有内部人员完成，他们必须忍受不断的审查和监督，这些通常要耗费数百小时，并需要他们前往地球的许多角落。实际上没有其他的科学服务有如此高的投入产出比。IPCC必须更有效地使用志愿者的时间。

第三，所有各方必须承认，一个共识过程无法操作争议性话题，例如，如何更好地设计国际条约，或如何管理地质工程技术的使用等。为此，科学家可能需要并行处理过程，以解决大部分政策相关问题。

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于1988年建立了IPCC。IPCC是一个政府间机构，它向UNEP和WMO所有成员国开放，它的作用是在全面、客观、公开和透明的基础上，对世界上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好的现有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信息进行评估。

去年11月1日，IPCC第四十次全会在丹麦哥本哈根审议通过了第五次评估报告综合报告。根据这份报告，近百年全球气候变暖体现在全球气温升高、海洋变暖、冰雪大范围融化、海平面持续上升等诸多方面。1880~2012年，全球地表平均气温大约上升了0.85摄氏度。1971~2010年间，气候系统增加的净能量中有90％以上储存于海洋，造成海洋上层变暖。自1971年以来，全球冰川普遍出现退缩现象，格陵兰冰盖和南极冰盖的冰储量减少，北极海冰面积以每10年3.5％~4.1％的速率缩小。（张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