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雪莹 褚振江 罗金沐 本报记者 张晶晶
2014年10月,我国首个大型计算机兵棋演习系统研发核心成员、年仅45岁的国防大学副教授张国春走完了短暂而辉煌的人生,用生命和热血诠释了“战士的最高荣耀是倒在报效国家的战场上”这句铮铮誓言。他留给世界太多的爱,还没来得及听到回音。
1987年7月,高考志愿填报在即。就读于黑龙江克东一中的张国春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老师同学都以为他肯定会报考清华、北大之类的名牌高校,但他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军校。有同学劝他,名牌大学毕业以后好找工作,他却坚定地回答:“这是我的理想!”
成绩出来后,分数超过重点线44分,张国春如愿走进了军校,穿起了那身让他魂牵梦萦了许多年的绿军装。
大学毕业后,张国春先是被分配到天津某雷达连队工作。在天津他工作顺遂,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但却始终挂念着要继续深造。
这样的想法得到了妻子谷迎宾的支持。1995年,张国春考取了国防大学的硕士研究生;2001年,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选择国防大学公认最难考的“军事运筹学”专业,并成为了以严格著称的胡晓峰导师的学生,博士阶段选择的课题是当时最前沿的研究——作战体系效能评估。
张国春的每一个选择看起来都是独立的偶然,但这一连串的偶然连起来却成就了一个必然——他短暂但却辉煌的兵棋人生。
结缘兵棋
兵棋,起源于普鲁士的战争训练和研究工具,开始就是类似于下棋。但以计算机为支撑的兵棋系统,则可实现战争推演和人员训练两大功能的战争模拟。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军就已经开发出了兵棋系统,用于军队的演习训练和作战方案评估,所有的作战行动都是以兵棋推演作为支撑。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正在国防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张国春敏感地意识到:“内窥03”兵棋演习,会不会是伊拉克战争的预先彩排?要知道2002年底,美军专门在卡塔尔组织了准备打伊倒萨的“内窥03”兵棋演习,没隔多久的2003年初,伊拉克战争就爆发了。
在大部分人都将目光投向伊拉克战争的战略方法上时,张国春却独到地把目光投向了兵棋系统。经过和同事们的研究论证后,他们发现伊拉克战争的实际战况几乎与之前的推演情形完全吻合。
猜测得到了验证,这让张国春很兴奋,但更多的是忧虑:美军已经在用兵棋系统预先推演战争、优选作战方案了,可中国军队还在搞传统的简单作战模拟。
“我们要改变传统的研发思路,一定要转型,搞出中国自己的兵棋系统。”在不久后为教研室的全体同事作的《世界兵棋推演基本情况》讲座中,张国春掷地有声地说道。
从这时起,兵棋系统就成为他心中的目标与使命。可以说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大型兵棋系统作为少数国家掌握的核心机密,对外进行严密封锁。2005年,某大国国防部长访问中国,向我方明确提出不予交流的项目清单,第一项就是“Wargame”,也就是兵棋推演。
外军不予交流,张国春就自己搜集、查找关于兵棋系统的资料。他将搜集到的外文资料首先翻译成中文,再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细致剖析关于战争模拟的最新技术,定期形成自己的研究结果与兵棋团队的同事们分享。
2006年,国防大学教务部张红兵参谋与他一起出国考察。“大家出国后,在繁忙的考察活动之余会抓紧时间休整,而国春却抓住机会,一直通宵达旦、竭尽所能地搜索网上外文兵棋系统资料。”张红兵回忆说。
对于张国春搜集资料的能力,他的博士导师、兵棋系统总设计师胡晓峰从不怀疑。在他记忆中,张国春读博期间就密切跟踪世界学术前沿,每两三个月就查阅上百万字的资料。同时,他还列好目录打印装订,拷贝一份送给胡晓峰,一个月送一次。
在充分的积累与研究基础上,张国春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面向体系对抗仿真的建模方法研究》,这篇论文在校外进行评审时,负责评定的教授专门打电话来给他的导师胡晓峰,称赞论文写得好,称得上国内一流。
这篇论文被大家争相传阅,很快变了样儿:文章里画满了标记,空白处写满了标注,封皮也被翻破了……
后来,张国春将这份研究成果整理出版成《体系对抗建模与仿真导论》一书,为后来兵棋系统建设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更为人所钦佩的是,在这本书中,他坚持只署“编著”,因为使用了不少国外的资料;但事实上其中大部分在国内闻所未闻,加上比例极小,署名“专著”也未尝不可。
他用这样的方式,坚持了一名学者的自我要求。
走上一线
十年磨一剑,厚积而薄发。2007年,军委总部正式赋予国防大学大型兵棋系统研发任务,要求全力以赴、加紧建设。张国春前期的积累在这时都派上了用场,成为兵棋系统研发工作的骨干力量。
兵棋系统的研发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团队上下密切配合,攻坚克难。“协作”就成了研发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信息作战与指挥训练教研部总工程师司光亚回忆说,和张国春在进行计算机实时交互中,常常遇到难点,“各自算都很好,连起来就算不对”。
这种情况大部分人都会先从别人那儿找毛病,但张国春始终都是首先找自己的毛病,从不先怀疑别人。他说:“大家都把自己的事搞好,再看接口对不对那不就容易了吗?”
这样的协作精神在司光亚看来难能可贵,可以说,张国春不仅运用了自己的专业能力,更是发挥了极大的人格魅力为团队作出了贡献。
张国春有个外号叫“无声手枪”——话不多,总是默默攻关,却是身怀绝技。很多时候同事都会替他委屈:演习指挥员打仗输了,怪数据不对,把他叫过来说一些过头的话,他也保持沉默,不作任何争辩。
张国春是个老实人,话少,更是鲜少发脾气,但在工作上却从来不含糊。作为主管设计师,他要求团队成员对每一行代码、每一条字段,都按实战标准认真编写和校验。一次,一组飞机的侦查距离数据在运行中暴露出问题,他严肃地对身边同事说:“飞机的侦察距离到底是多少?这可不能弄错!”在他的带领下,大家瞪大眼睛,对兵力、火器等成千上万组数据一一校对,使兵棋系统既能如实地反映实力,又能准确无误地提供演练条件。
已是大校军衔的张国春其实早已无须亲自到演习场上去,但他总是主动要求去演习场;领导让他去导演部,他非要去到一线的指挥方舱。
“兵棋,只有从实验室走向战场,才能叩响战争制胜机理之门。”张国春常常对学生们说这句话,这也是他一直以来对自己的要求。在兵棋演习系统基本架构完成后,他一直在演习中将其不断完善。拿兵棋演习教研室主任刁文清的话说,张国春看重演习,“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
在演习的第一线,张国春整日和年轻战士们吃住在一起。盛夏,狭小的指挥方舱里分外炎热,大家大多在不忙时松松腰带、衣领,喘口气。张国春却总是系紧风纪扣、扎紧腰带,时刻保持着一名军人的风姿。这让他身边的很多小战士十分敬佩。
告别“爱人”
大家都说,程序员是吃青春饭的,最多干到三十五岁,就干不动了。张国春却硬生生写了二十多年代码。
在兵棋系统研发最紧张的日子里,谷迎宾几乎见不到丈夫的人影。张国春总是凌晨三四点回家,早晨六点又出门了。即使发着高烧,也坚持要去上班。“五加二”“白加黑”对他而言都是工作的常态。
如此辛勤而艰难的工作终于换来了首个大型兵棋演习系统的诞生。在2011年军委总部组织的评审会上,鉴定委员会对此作出高度评价:“国防大学研制的大型兵棋演习系统,难度高、创新性强,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和原始创新,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崇高的荣誉于张国春而言,既是动力,也是压力。他将自己科研生涯中最富创造力的年华倾注给了兵棋系统,兵棋已成了他妻子之外的又一个“爱人”。
但上天似乎与他开了个玩笑。很长一段时间来,张国春总是眼睛充血、视力模糊,他开始以为是用眼过度,总是点眼药水对付。2013年,在被紧急派往某地参加演习时,他的眼睛模糊到了无法整行读取代码的地步,最后是依靠同事的帮助才完成了这次任务。回京后他独自去了医院,结果被确诊为脑胶质瘤,并且到了程度最恶的IV期。主治医生三番五次地让他住院手术,他却总是置之不顾。患病的消息他没有告诉任何人,直到医生把电话打到了学校,同事、妻子、家人才知道他生了这么严重的病。
第一次开颅手术之前,医生告知术后可能有部分失忆的危险。张国春第一反应就是把兵棋系统的资料作好交接。他用了四五天的时间将系统材料整理出来,作好详细备注,甚至还再次细致地校验了自己负责的报告系统,交给了接替他的同志。他告诉又着急又心疼的妻子:“千万不能让这些资料在我手里断了档,保护好这些资料比抢救生命更重要。”
作为兵棋团队中的技术“大拿”,张国春的为人和技术受到所有人的敬佩。第一次手术后,正赶上教研部组织测评推荐正教授,张国春从民主测评到专业水平、学术成果都完全符合条件。要知道评上教授是一个学者一生中最重要的追求之一,但之前已经多次推辞过的张国春竟然再次说出了“不”。他说:“我现在生病了,身体状况不好,就算以后上班,也不能再搞研发了,把这个机会让给其他同志吧。”
手术并没有阻止病魔侵吞张国春的大脑。第二次开颅手术前,他再一次回到了熟悉的工位前。这一次,他打开电脑,将所有的资料移交给了接替的同志,之后彻底清空了自己的硬盘。
癌细胞在这一次的术后彻底吞噬了他的记忆。他甚至记不得妻子的名字、女儿的名字、自己的名字,但总是在病床上反复念叨一句话:“他们都去演习了,本来我也要去的。他们都去演习了,本来我也要去的……”
张国春和谷迎宾,相爱的夫妻二人之间有个不成文的默契,用努嘴代表亲吻。张国春术后常陷入昏迷,谷迎宾会经常去亲吻他,如果他回吻表明他还清醒,如果他没有回吻就是处在昏迷中。
2014年10月15日,张国春弥留之际,谷迎宾用力地握紧了张国春的手。就在这时,心电图仪器上出现了一串强劲的跳跃,张国春的眼角滑落两行热泪,只见他的嘴唇轻微努起,似乎在向心爱的妻子和兵棋告别。
在张国春45年过于短暂的人生里,有17年与兵棋系统为伴。他是一名军人,更是一名学者。他留给世界太多的爱,还没来得及听到回音。在送他离开的那个秋日,八宝山灵堂几乎被泪水和叹息湮没。新一年的春天里,春水初生,春林初盛,太多思念他的人都想对他说一句:春风十里,不如你。
《中国科学报》 (2015-04-24 第5版 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