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海燕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至今已经走过30多年历程，从经济领域到教育领域全面铺开。以群众最为关心的高考改革为例，打破文理分科、异地高考新策、英语改革等改革措施相继登场。与种类繁多的改革新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高考改革似乎总是停留在“旧瓶新酒”的尴尬境地中。教育改革的本源在于对于教育理念的改革，高考改革难，其背后是浓重的“文化情结”。

美国高校招生考试中，社会机构负责组织考试，高校负责自己的录取标准，政府负责服务与研究。这样的分工平衡了各方力量，在整个的过程中各部门各司其职，互相监督。把考试交给社会机构，这在中国是一件谁都不敢想的事情，政府不敢放权，民众不放心放权，高校不敢要权。我们的改革就在这种扭扭捏捏的态度中走得小心翼翼。社会力量难以插足我国高考，其背后是文化情结的斗争。“至公”的文化基因压在头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文化心理下，我们对于人情、不公平是怕极了。但是，维系中国社会的恰好是我们的“人情”。这样的矛盾烙印在中国高考的改革中，一方面我们的改革力求公平，另一方面我们不信任“公平”，因为在我们的认识中，在人情繁密的中国，做到“六亲不认”恐怕不是一件易事。

再比如，高校自主招生推行难的问题。“千校一面”素来为人诟病，但是国内高校在探索自身特色的道路上走得也是畏首畏尾。中国古训素来不喜张扬，虽然敢为天下先值得称赞，但是君子毕竟都是走中庸之道的。什么是中庸？是不温不火、温婉含蓄、深藏不露。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高等教育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地走出自己的道路。畏首畏尾的态度，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胆怯。古语云：“枪打出头鸟”，张扬个性自古以来不是中国文化的追求。流淌在血液中的文化因子，深刻地影响了高校。

再举一例，那就是绕也绕不开的应试教育问题。求学上进本是好事，但是错就错在，我们从来求的就是学习的“果”。古代学有成，可以做官，可以光耀门楣；在现在，学有成，可以读名校，可以在就业市场中自信昂扬地说自己“出身好”。什么是学有成的评判标准？分数！所以即使应试教育被批判多年，但仍然扎扎实实地存在。

实际上，学习与借鉴他国模式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的考试招生制度就是最好的。这折射了国家发展间的差距，尤其是在现代理性发展上的差距。法制与人情的斗争显示了我国的现代理性走到了哪一步——文化素质不高，民众理性未普及，法制还未健全。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是不能做到自由与自主的。然而，这并不是在否定现有的全部，毕竟我国在历史上落后太多，进入真正的现代社会尚需时间。在教育改革上，深受文化情结的影响，在很多方面我们是学不到的，只有大力发展教育，推进文化建设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作者系厦门大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