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甘晓

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在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直戳高教领域痛点。他说，在职务后面加上“副部级”是一件丢人的事。龚校长的观点成为教育“去行政化”的又一个形象表述。

两会期间，“去行政化”依然是科教领域代表、委员在发言中频繁出现的词汇。

那么，去行政化到底是要去掉什么？或许去年以来发生的几件事更能说明这个问题。

两会召开前不久，“透明计算”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事件使科技奖励制度成为议论的焦点。中国计算机学会发文“建议政府退出国家级科技奖励评审”，一时舆论哗然。

无独有偶，在全国政协会议科技界分组讨论会上，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苏国萃委员，曾向媒体回忆过一次调研见闻。几年前，一项国家重大工程的科技攻关项目申报科技奖项时，获奖单位排名中，竟然是地方政府排在第一、二位。而真正承担科研任务的研究所，却只能排名末位。

对此，科研人员颇有意见，许多科技大咖根本不申请科技奖励。在他们看来，科研成果的评价，应该交给同行，而不是政府。

行政力量在另一种“评选”中的干预也多被诟病。过去，院士增选可以由单位和归口部门推荐，这种制度设计为行政主导学术资源、权钱交易等创造了条件。所幸从今年起，两院均对院士增选细则进行了修改。

行政力量的干预绝非仅仅涉及科研成果、科研工作的评价，这种力量几乎无处不在。

记者采访中，经常听到科研人员讲述科研经费报销难、“三公经费”一刀切带来的诸多麻烦。

而在教育界，大学校长由政府任命，并享受行政级别的做法已成惯例。近期部分大学校长频繁更换的新闻，更让公众对于高校“行政化”滥觞有更真切的了解。

“要遵循科技创新的规律”，科技部部长万钢在3月11日的记者会上提出，在各项科技创新活动当中，充分发挥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大众创新创业、小微企业等各种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为“去行政化”指明了方向，转变职能、简政放权、让科学教育回归其本质，无疑是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