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学会一个房间中，Ricardo Moratelli正在研究数百只死蝙蝠——它们的翅膀整齐地折叠着。Moratelli在排成一列列的像执行任务的轰炸机队列般的标本中间有条不紊地工作着。每只蝙蝠的右膝关节处都系着一个标签，告诉Moratelli它们是在何地于何时被何人收集到的。一些标签已经随着岁月变迁而泛黄，它们标志着那些蝙蝠是在1个多世纪以前被收集的。Moratelli选择了一个体形小而结实的长着深色翅膀和华丽金色毛发的蝙蝠，并把它放在掌心。

对于没有经过训练的眼睛来说，这只标本和其他的看起来没什么不同。但在史密森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做博士后的Moratelli却看得出掌心的标本是一种新物种。它在1979年2月采集自安第斯山脉西山的厄瓜多尔森林。这是一只接近成年的雄性蝙蝠，它曾等待了数十年才等到了像Moratelli一样的行家辨认出其独特之处。Moratelli把它命名为Myotis diminutus。但在给它命名之前，他需要先收集其他的测量数据——对颅骨和颅后骨骼的精确测量。总体上，他已经研究了全世界18个收藏点的3000多只其他蝙蝠。

就全世界来看，自然历史标本包含了成千上万种仍待辨认的物种。事实上，今天的研究人员从数十年来收藏的标本中筛选出的新动植物物种比他们通过调查热带雨林和偏远地带收集到的新物种标本更多。约有3/4新命名的哺乳动物都来源于自然历史收藏。由于藏在抽屉中、忘在罐子中或是被误读、未加标注等原因，它们有时在长达一个世纪或是更长的时间内均未得到辨认。

“现在收藏的大量样本资源仍然未被辨认出。”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哺乳动物馆馆长Robert Voss说。由于新技术的发展和数据库的建设，这些收藏品的价值越来越珍贵。通过DNA序列分析、数字登记及其他先进手段，现存的收藏品可以以新的方式带来新发现，揭示出更多地球生物物种多样性，并探索它们生存了多久之后消失。

但是这些收藏品却面临衰败的危机。当很多研究机构因为经费大量削减挣扎在生存线上时，一些收藏品正在被忽视、损坏或丢失。而且研究这些样本的科学家同样面临生存压力。

管理人才流失

“这是我们知道的所有存在过的生物。”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Sam Noble博物馆主任、曾任美国哺乳动物学会理事长的Michael Mares说，“如果你想研究吉隆坡或是三四十年前的一些哺乳动物，只能借助收藏的标本。”

1758年，Carl Linnaeus试图用出版《自然分类》百科全书对大自然归类——这一工作今天依然在继续，全球目前有将近8000种自然历史收藏品。仅美国就有约10亿件标本，而全球相关数据可能达到30亿件。各个机构平均展出的仅是1%或是更少的收藏品，其余的数十万件标本都被编号并藏在公众无法看到它们的其他地方。

其余的收藏品则由专门的经理人员和馆长监管，他们主要是描述物种的分类学家和研究生物体之间关系的系统分类学家，但是这群管理人员正在逐渐减少。以伊利诺伊州菲尔德博物馆为例，2001年，该馆有39位馆长，而现在只剩下21位。现在该馆没有鱼类馆长，而鱼类是存在巨大生物多样性的物种之一。而全球馆藏最丰富的两大博物馆——无论是菲尔德博物馆还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都仅有一位鳞翅目昆虫学家，尽管两大博物馆的馆藏均包括数十万种蝴蝶与飞蛾标本。与此类似，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人数也在迅速下降——从1993年的122人下降到2014年的81人。

这种下降不仅限于美国。“英国也面临同样的局面，甚至更糟。”英国自然科学收藏协会主席、伦敦霍尼曼博物馆馆长Paolo Viscardi说。通常，一家博物馆会调整雇员，把3名或4名馆长换成一名收藏经理，有时配一名助手。这位经理要负责从现代艺术到自然科学的所有学科。

而自从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很多机构都只能依靠削减后的预算运行。一些博物馆把大量的研究拨款用于分子技术等科学领域，因此这些研究比大多数传统的分类学研究得到了更多的经费支持。来自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Scott Schaefer说，很多博物馆强调教育和娱乐功能，却减少了馆长职系人员。他表示，2008年以来，他已经经历了很多自然历史博物馆发生的重大转变。“它们从作科学研究转变成了简单地讲述科学故事，和沃尔特迪士尼公司把科学当作一种娱乐手段一样。”他说。

漫长的等待

由于馆长在流失，真正有价值的样本也因为疏忽或意外而消失。2010年，一场大火吞噬了巴西圣保罗布坦坦研究所8.5万件蛇标本以及约计4.5万件蝎子和蜘蛛标本。

“在很多国家，大量收藏品正在减少。”Mares说，“如果一种收藏品在减少，没有人会认为它还可以作为一类标本。”他表示，如果博物馆负责人指出其中的问题，行政管理人员可能会清除掉该系列的馆藏。“这太危险了，它们只有通过隐藏的方式继续存在。”

博物馆人员和研究人员对此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分类学障碍。他们面临的分类学障碍之一就是时间的滞后，即一件新标本发现和鉴定时间之间的间隔期。目前的平均滞后时间是21年。

现在尚不清楚时间的滞后性是否还在增加，但经常比平均时间延伸得更长。1856年，美国海军军官Henry Clay Caldwell在萨摩亚岛发现了一个大型的以水果为食的蝙蝠，这件标本现藏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德雷塞尔大学自然科学研究院中，这项发现的细节描述非常少：只有在一个盒子上的褪色手写描述，以及颅骨和已变色的皮肤。2009年，史密森学会的哺乳动物馆长Kristofer Helgen把这只蝙蝠的头部放在灯下观察才发现它是一种未知物种。在距离发现其150多年之后，他把这个标本归为狐蝠属——萨摩亚小狐蝠。该物种现已在萨摩亚岛绝迹。

Moratelli已经描述了6种蝙蝠，还准备描述另外的其他8种蝙蝠，这些蝙蝠都是他在收藏品中发现的。这些收藏品从收集到辨别的间隔期最短为29年，最长的是111年。

研究人员表示，分类工作对于了解生物多样性以及它们如何受到威胁方面的研究至关重要。“我们现在正处于生物多样性危机的中期，以收藏品为基础的研究机构在记录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纽约州立大学环境科学与林业学院院长和分类学家Quentin Wheeler说，“如果仅知道10%~20%的物种，我们在发现环境变化中就处于不利地位。”

数字化难代替

博物馆人员和收藏家面临的威胁反映了数十年来科研方面的相关变化。随着分子生物学变得炙热，资助机构和高校对鸟类、爬虫、植物学分类工作人员的拨款越来越少。新的物种依然要被归类，但是工作由谁做？

“非分类学领域却从事分类学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没有那么多分类学专业的人士做这些工作。”Wheeler说。取而代之的是，这项为新物种命名的工作落到了遗传学专家、动物行为学家和其他没有经过分类学训练的科学家手中。“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不得不为新物种命名，或是把工作搁置在那里。”

然而，这件工作需要审慎地为生物多样性编目以及保护濒危物种，已经为30多件收藏品命名的Helgen说。“每一次我为一个新物种命名后”，他说，“人们就开始思考更多关于它的故事；尝试更多地了解它；并把它列入濒危物种名单。”

即便博物馆收藏品和研究它们的工作人员面临各种问题，相关工作依然有一些亮点。加利福尼亚科学院正在招收馆长并扩大其馆藏。今年，该院将获赠150万件象虫科标本，这来自一群希望匿名的科学家的馈赠。

一些博物馆还在尝试与更广泛的公众群体沟通，对收藏品进行数字化，并让它们更加易于与公众接近。“这是史密森学会正在推动的一项大工程。”该学会代理科学副秘书长John Kress说。他表示，当项目完成后，约有500万件植物标本数据库的标本将会被扫描，其中最古老的标本可追溯到1504年。而加州科学院也在和谷歌公司合作，把相关收藏品和其他识别信息上传网络。

数字化工作将让这些收藏品更加容易被研究人员和其他非专业分类学者看到。但是专家表示，数字化不能替代物理收藏发挥的重要作用，因为并非所有数据库都包括关键的数据，如所有标本的三维扫描，让研究人员遥控测量其身体构造。

专家表示，在一些情况下，原始标本才是科研的最佳选择，但很多公众或是资助机构都不了解这一点。一些科学家还从收藏品中看到了新物种识别和研究生物多样性以外的其他用途。如火奴鲁鲁的Bernice Pauahi主教博物馆就收藏了数百万的蚊虫标本，它们可以告诉病毒学家通过蚊虫传播的病原体的发展情况。（红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