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苏

在世界稀土产业圈中，一个有关周恩来总理的故事颇为引人注目。据说，上世纪70年代初我国对于内蒙古稀土资源的了解尚不够充分，而中日恢复邦交过程中，日本却要求高价购买包头钢铁厂的矿渣。此事报到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科学院和矿冶研究院对此进行调查。不过，由于当时中国科技水平的限制，对于日本方面的目的，我国科学界当时还无法提供完整的解析。尽管如此，中国政府还是拒绝了这笔看似合算的买卖。事后看来，这个决定极大地保护了我国的稀土资源。

在当时科学界看来，周恩来总理作出如是决定，首先是因为他熟悉包钢，对其资源了如指掌——包钢是周总理生前唯一为其剪彩的钢铁企业；此外还因为一位中国科学家已经在十年前证明，在这些“炉渣”中蕴含着价值巨大的瑰宝。

这位科学家，便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近代钢铁冶金工程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邵象华先生。邵象华，浙江杭州人。这位冶金专家从小就天资聪颖，因此在中小学不断跳级，以至于大学毕业才十九岁。1934年他考取第二届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入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学习冶金，1937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回国，此后在科研和建设领域取得一系列成就，1955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

邵象华先生早在上世纪60年代便已经对包钢的“炉渣”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确切地说，当时他是在钢铁研究院院长陆达的安排下，前往包钢考察其平炉炉渣的再开发问题。此时，包钢已经积存平炉渣二十万吨，保存很难，丢弃又总觉得其中似有些特别价值。邵象华的到来，初步为这批神秘的矿渣确定了第一个价值——他和相关工作人员从矿渣中发现了品质很高的铌，进而制造出当时我国非常需要的铌锰高强度低合金钢。

这种合金钢对当时的中国是一种梦寐以求的金属，钢材加入铌后，可以细化晶粒，在提高钢材强度的同时，还能够改善钢的韧性。加入少量的铌就可以有效地提高碳素钢的屈服点和抗拉强度。在相同强度下，这种钢材比普通碳钢轻20%~30%，抗锈蚀能力也得到增强。它的用途广泛，可以用在汽车、拖拉机、起重机，以及其他需要承受大应力的结构上，价值很高。

能够制造出这样的钢材已经令人欣喜，更重要的是，邵象华先生研制出的合金工艺可以直接用于生产，成本颇为低廉。能够产生成果并不容易，能够产生可应用于实际工作的成果，更不是普通学者可以办得到的。从此以后中国开始大批量生产这种钢材。事实上，1960年前后，邵先生已经多次发表关于铌合金方面的论文，这次在包钢的工作可谓有备而来。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曾经派遣一批学者对原绥远省内包头等地的矿产进行详细调查，虽然这支勘探队最终在傅作义将军发动的五原之战中遭受池鱼之殃，基本被歼灭，但他们的调查报告已经送交日本本土，让日方对这里的矿藏十分垂涎。邵先生的成果初步发现了包钢“炉渣”的价值，也让它开始为我国的建设服务，可说让日方的筹谋遭到一记闷棍。上世纪70年代后，我国对于稀土资源的认识和研究逐渐加强，最终成为世界稀土大国，这些早期工作功不可没。

有意思的是，邵先生在冶金方面的成就，最初与抗日战争有着不解之缘，简直堪称“抗日专家”。

1942年，抗日战争最需要钢铁的时候，邵象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于四川綦江指挥设计、建设了我国第一座新型平炉炼钢厂。这座碱性平炉是除沦陷区外的全国最大平炉，一度被称为中国战时工业的骄傲。

1945年，日本法西斯投降，邵象华接受任务前往接收鞍山钢铁厂，使这座在战争中满目疮痍的钢厂以最快速度恢复生产。1949年初，国家铁路运输急需冷铸车轮的特殊铸铁，邵象华与留用的日本高级工程师讨论这一问题，对方一口咬定那是不可能的，而且还说：“你们中国人能搞成，我就向你们磕头。”结果，邵象华巧妙地利用该厂原有的“预备精炼炉”一次试炼成功，从此鞍钢成了铁路用冷铸车轮的专门供应厂。

这样一位堪称功勋卓著的学者却有着为人低调的风格。上个世纪90年代一次报告会中，有记者忽然发现邵先生赫然坐在台下，于是激动地上前采访，问先生道：“研制铌合金钢是不是我国最早对稀土的利用？”邵先生听了微笑，首先澄清铌本身并不是稀土，而后将稀土家族十七个成员娓娓道来，深入浅出，给在座的记者们上了一堂难得的科学普及课，大家事后纷纷议论，说如果教授们都是邵先生这样，记者也可以去当研究生了。

事后发现，尽管铌不是稀土金属，但邵先生在稀土研究方面也是很有贡献的。他曾经在大冶钢铁厂主持了通过添加稀土金属研制新型炮钢的项目，其研究成果通过了军工部门所提出的所有指标，至今是中国军工行业重要的技术储备。

2012年，年届百岁的邵象华先生与世长辞，但先生的一生，仿佛都在告诉我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