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彬

应该看到，我们这些探索远不是局限于少数人、局限于个人之身，它往往是对一种高等教育规律的有效探索。而无论何种探索模式，都不能缺少对于学生使命感和民族精神的培养。

在中国，“少年班”这一词汇走进国人的视线是在1978年。当年，在邓小平、方毅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关心支持下，中国科技大学成立了国内第一所招收智力超常儿童的少年班。从此也改变了宁铂、张亚勤等一批少年天才的人生；1985年，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国内12所高校几乎同时开设了自己的少年班。一时间，“少年班”成为了高等教育的一个热门词汇。

然而30年过去了，曾经“百花齐放”的少年班培养格局早已不在。国内高校中，依然开设有少年班的高校只有中国科技大学和1985年成立少年班的西安交通大学。

今年恰逢西安交大少年班成立30周年。不久前，该校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其中的重头戏便是由该校主办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高层论坛。在论坛上，围绕着以少年班为核心的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各方专家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而在这些发言中，除了为少年班未来的发展“支招”之外，围绕着更广泛意义上的人才培养，学者们也各抒己见，其中的一些观点很值得我们思考。

批判精神：有“破”才有“立”

一提到少年班，人们往往第一个联想到的词汇便是高智商的“天才”。但是，对于所谓的“高智商”，我们该如何定义呢？这其实是一个挺复杂的问题。

在论坛发言中，中国人才研究会超常人才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伍新春简要介绍了国际上对于智力认识的演变过程。

据他介绍，国际上对于智力的研究发展可以以上世纪80年代为界分为两大部分。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国际上普遍认为，所谓智力就是各种认知能力的综合，主要强调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想能力。“也有的学者比喻观测能力是智力的窗口，智力的存储力就是记忆力。”伍新春说。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人们对于智力的认识开始深入，并进一步把智力分成分析性智力、创造性智力和实践性智力三大部分。其中，分析性智力就是我们通常智力所测验的内容，尤其是对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评价这样的能力；实践性智力可以被理解为人的常识，或知道如何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创造性智力主要是指在智力活动中善于发现和创造新事物。

“根据这一智力论，目前的教育过程当中，我们的传统学科教学主要强调培养的是分析性智力，怎么发展创造性智力和实践性智力，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伍新春说，认知层面仅仅是高智力的基础，主要是解决的学习能力和获取知识的能力，但由旧到新的创造力、学以致用的实践力，在传统的智力测验当中是不太重视的。

伍新春表示，有些智力水平很高的人，其批判性却比较低，这导致其很容易盲从。这种人在我们身边并不鲜见。“真正的高智力又有高批判性，对他人、对权威有理有据进行批判的话，才有可能‘破旧’；对自己具有高批判性，才有可能在破旧的基础上去‘立新’。”

“当前，我们的学生已经有了比较高的智力，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怎么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批判性，鼓励学生的批判性，这需要我们认真考虑。”伍新春说。

大学精神：当高中遇到大学

2004年，作为一项重要改革措施，西安交大少年班开始尝试与中学合作，将少年班第一年的学习安排在中学进行。此举源于西安交大少年班招收的多位初中学生，第一年在中学读“预科”，有利于实现其由中学向大学的过渡。位于江苏省的苏州中学便是少年班的合作中学之一。在此次论坛上，苏州市政协副主席、苏州中学原校长张昕也分享了他的体会。

“当高中遇到大学，人们常常论及的话题不是高考招生，就是衔接教育。”在张昕看来，理想的高中大学衔接教育，不仅仅在于知识层面，更多的应该在于精神层面。

最近一段时间，张昕一直在关注大学精神的话题。“大学应该具备大学精神，但现在是不是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精神呢？不一定。”他说，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考虑，大学应该具备大学精神，那么高中应该具备什么精神呢？由此类推，如果高中应该具备高中精神，那么我们将这种精神“抬高”一点，即我们高中也来追求大学精神，追求不到至少也往这个精神上去努力，这是否是一种比知识衔接更重要的精神衔接呢？

对于这一问题，张昕深以为然。

“当然，我们毕竟还是一所高中，只是追求一种渗透大学精神的高中办学，但我们如果以这种精神渗透进来，所达到的境界肯定与之前是不一样的。”张昕坦言，我们不要以为搞点奥赛训练、开门先修课程、请些教授讲学就是大学精神，就是大学境界。大学精神应该是平等之师生、活跃之校园、开放之资源、多元之文化、自主之学习、严谨之学术、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天下之胸怀、卓越之追求。“我们高中如果也这样做是不是能做到呢？我觉得只要努力，做不到也是能够接近的。”张昕说。

民族精神：不能放弃国家使命感

在论坛发言中，西安交大拔尖人才培养办公室主任杨森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一次，他的一位同事陪同美国导师到英国剑桥大学访问，他的导师问：“为什么你们剑桥大学草那么绿？”对于这一问题，剑桥大学给出的回答是：“我们的水已经浇了800年了。”

“这说明国外高校之所以能建立成熟的人才培养机制，其重要原因是悠远的建校历史。反观我们中国大学的发展只有百余年，这导致我们的人才培养不可避免地与国外会有一些差距。”杨森说。

然而从另一角度上说，也正因为如此，高校也拥有了更多进行教育创新的空间。

在论坛之前的西安交大少年班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上，西安交大校长王树国表示，我们不能指望在中国大地上只有一种教育模式，这本身既不符合人才培养的规律，也淹没了教育的本质，因为教育的本质是因材施教、个性化教育，让每个人的个性在群体的步伐当中得到张扬，但它又不是这个群体当中的推动和牵引，这是我们教育应该遵循的目标。

但这是否代表着各种教育模式之间，没有共通之处呢？至少王树国并不这样看。

“应该看到，我们这些探索远不是局限于少数人、局限于个人之身，它往往是对一种高等教育规律的有效探索。”王树国说，而无论何种探索模式，都不能缺少对于学生使命感和民族精神的培养。

“无论你的智力是如何超常，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放弃这种历史的责任感和国家的使命感，如果放弃这一条，人们有价值的探索都将付诸东流，作为你个人的才华也会被时代所抛弃，因为没有将你的才华充分放在这样一个社会前进的推动力上，每一个人如果不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一点。”在发言中，王树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