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出席巴黎恐怖主义袭击受害者国家悼念仪式。 图片来源：Pascal Le Segretain

11月13日的巴黎恐怖主义袭击导致130人死亡，350余人受伤。事件发生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院长Alain Fuchs宣布了一项恐怖主义研究的新倡议。Fuchs认为，任何不能获得立竿见影成效的做法都是可笑且具有侮辱性的，他说科学有助于打开分析通道。

伊斯兰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今年还在突尼斯、黎巴嫩、孟加拉国等国家进行了致命恐怖袭击，并且在西奈半岛击落了一架俄罗斯客机。因为成千上万名欧洲人已经在冲突地带加入了该组织，他们极有可能在接受完训练后进行恐怖袭击，使欧洲处于紧张之中。

恐怖主义研究人员正在试图了解欧洲年轻人如何被极端化，他们的方法是在其近年来的过往生活中寻找线索，比如他们曾进行或计划进行恐怖主义行动、离开欧洲加入ISIS或存在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可能性。一个由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组成的团队正在利用警察、司法调查、媒体提供的信息寻找线索。他们还研究了监狱和社会贫困地区起作用的因素。《自然》杂志近日报道了他们的一些观点。

宗教并非触发器

欧洲“圣战”频发让一些人不禁猜测，欧洲大陆可能普遍存在穆斯林极端分子。然而研究表明，大多数极端分子或是突然皈依伊斯兰教或是并没有任何伊斯兰背景，意大利欧洲大学研究院伊斯兰和中东政治研究专家Olivier Roy说，每4个“圣战”分子中，就有1人是改变宗教信仰的皈依者。Roy在11月18~19日由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在西部港市美因茨举行的会议上总结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暴力极端主义往往会先出现，然后再贴上宗教标签为其辩护，比利时根特大学政治学系主任、研究“圣战”分子和国外政策的Rik Coolsaet说。他注意到，有两名在叙利亚斗殴之后因为恐怖主义犯罪被关押的英国年轻人，前不久在线购买了两本关于伊斯兰教入门和《古兰经》入门的书籍。

怨恨是共同点

很难概括一些欧洲人如何变得极端。在美因茨举行的会议上，Roy说，很多极端分子来自于破裂的家庭或是贫困地区，缺乏教育，没有工作。只有较少数量的极端分子接受过良好教育，有稳定工作，过着中产阶层的生活。一些极端分子社会关系稳定，有儿有女。Roy表示，极端主义者的共同点似乎是对社会直接心怀怨恨，有着希望被认可的自恋需求，这让他们很容易夸耀个人过往暴力行为的“辉煌”历史。

CNRS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研究员Farhad Khosrokhavar认为，社会因素可能造成这些挫败感。几乎所有的欧洲极端分子和恐怖主义分子都是二代或三代移民，Khosrokhavar表示，他们经常“被侮辱、排斥或是被当作二等公民”。然而，他表示，从2013年开始，那些离开欧洲在叙利亚参与暴力行为的极端分子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中产阶层的青少年。

监狱是“大染缸”

今年，恐怖主义和监狱之间的关系极为突出。1月在巴黎发生的《查理周报》袭击事件和犹太超市袭击事件中涉及到的3名恐怖分子以及11月13日袭击事件中的一些恐怖分子都有入狱经历。

很多法国恐怖分子都曾因小罪锒铛入狱。牢狱生活在他们通往极端主义的道路上通常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Khosrokhavar说，他曾花费数年时间访问了法国4所大型监狱中约160名职工和被收容者，其中包括因恐怖主义行为被关押的15名犯人。他表示，被收容者往往会受到伊斯兰极端分子和恐怖主义网络的影响，最终与其建立持久的关系。

“冒险家”的推动

在欧洲，大多数参与“圣战”恐怖主义的人都是“不适应环境的人和流浪汉”，他们在生活危机期间或是通过内部朋友和亲戚加入极端军事组织，挪威国防研究院恐怖主义研究专家Petter Nesser说。

但他表示，恐怖主义活动中的关键人物只是一小部分“冒险家”。这些经验丰富、受意识形态驱动的活动分子是跨国恐怖分子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连接欧洲极端组织和中东冲突地区武装分子的桥梁。正是他们通过招募和教化使一些心存不满的欧洲人形成组织。

莫伦贝克并非恐怖分子大本营

参与最近一次巴黎恐怖袭击的若干名恐怖分子以及此前参与欧洲恐怖行动的犯罪分子都曾在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区生活，这是一个大型的穆斯林聚居区，其中很多人有摩洛哥血统。这让一些政治家和媒体给莫伦贝克贴上了欧洲恐怖主义集中营的标签，并认为社会贫困或是穆斯林整体不和谐导致问题的产生。

“这样的观点是误导性的。”Nesser说，“圣战”热点区域从贫穷城区到大学、监狱等欧洲的各种环境中都曾出现。他表示，“圣战主义”在一个地方传播的关键是那些极端分子。

如果把焦点放在莫伦贝克区将会遮掩一个事实，那就是欧洲的“圣战主义”是跨国界的，Nesser说，其主要驱动者是暴力冲突和参与这些冲突的极端军事组织。他补充说：“给莫伦贝克打上这样的烙印不公平。”（红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