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自从11月5日，国务院《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印发以来，有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文章、访谈以及各种解读，给人的印象似乎是百花齐放，各有侧重，说法不一。

应该说，面对似近而实远的“世界一流大学”，人们产生诸多理解都属正常，但按照到2020年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的规划，仅有五年时间，如果在理解上仍如此地纷繁，对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未必有利。当然，笔者并不认为“世界一流大学”有一个硬性的指标或者确定不变的概念，但在指标相对模糊、概念无法短期内确定的情况下，达成一些宏观上的共识，应该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重要的前提。

共通性原则。既然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意味着存在一个有关大学的标准，这是个“类”的标准，它的基础便是共通性原则。现代大学从牛津、剑桥模式到柏林大学模式，再到斯坦福模式，无论取向如何变化，它们都具备了“大学”作为大学的基本属性，而且这些模式都是具有世界影响力，并且在同时代具有先进性的。总之，它们都不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为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模式。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必须遵守共通性的原则，并且在此基础上，为世界提供新的可资参考和借鉴的模式。

价值性原则。大学的存在是一个价值性的存在。它的价值包括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两方面，在许多时候这两方面又是合一的。比如，当年蔡元培改造北大时，针对传统“学而优则仕”而提出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便是一个新的价值观。它既确立了北大的基本价值，又影响到彼时学院内的学者，乃至社会上读书人的价值取向。

对当下中国大学来说，确定大学是教育机构，而非行政机关、职业培训中心，看起来是“去行政化”之类的政策转变。实际上，它们同样会起到价值引领的作用，即不仅会影响到大学自身价值原则的变化，也同样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的转变。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与共通性相对应，遵循现代大学作为“类”的那部分基本价值的体现。

民族性原则。共通性并不排斥多样性。大学有共通性和共通的价值，但“世界一流大学”从来没有统一的标准。在有关“世界一流大学”的讨论中，最令人不解的便是，有些媒体、专家和管理者直接或间接地以英美的“大学排行榜”为依据，这种开“国际玩笑”的做法，正说明我们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认知尚处于初级阶段。

共通性与民族性，甚至地方性本身是相容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如果取消了前提，这句话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地方性或衍生出来的“越是地方的，就越是全国的”的口号也一样。现代中国“科学派”的代表之一任鸿隽当年批评中国只有“地方性科学”，缺乏“普遍性科学”，正是这个意思。今人无须重蹈前人批评过的覆辙。

协商性原则。无论人们怎么表述“教授治学”或者“教授治校”，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其基本的治理方式仍是共同协商，不会有所变化。笔者若干年前曾撰文称，这不仅是国外大学的历史传统，也是20世纪初中国现代大学建立后，形成的“新传统”。梅贻琦时代的清华大学即是显例。

根据《高等教育法》来确立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固然是重要的，但自主权到手或者权力在握时，如何恰当地使用权力，也许对大学治理的影响更大。因此，现有体制和机制进行调整时，明确权力边界和限制权力就应该成为重中之重。

知行合一原则。在当下中国的体制下，政策性往往比价值性影响更大。但大学同时是一个具备价值性的共同体，它不仅需要体现固有的价值，也需要有引领社会价值的责任和信念。

明确并且认可有关大学的基本理念和价值，才能有确定和切实有效的行动。我们不能总是以“摸着石头过河”为借口，去一面抨击“大学排行榜”，一面又以“大学排行榜”上的名次为荣；一面大讲“去行政化”，一面又不断增添新的行政机构；一面说提升教师的学术水平，一面又不按学术标准来衡量；一面强调“民族性”，一面又片面地唯“洋”是尚。

解决类似矛盾的办法，就是要按照共通性原则，完善现代大学制度，调整不合理的机制，然后，公平公正、公开办事。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言行一致、言而有信，从而形成公信力和凝聚力。

以上诸点，挂一漏万，不过是想抛砖引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达成基本的共识，将有利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由梦想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