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温才妃 通讯员 田红

10月8日，在四川省委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座谈会上，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徐飞代表校方汇报了已进行了5年的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的探索试验，并向四川省委建议将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纳入四川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方案中，将在川中央、地方高校院所纳入试验范围。

何为“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

“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是西南交通大学创造的一个词汇，其核心含义是职务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由职务发明人和学校共同所有，具体实现路径有两个：既有职务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的分割确权以及新知识产权的共同申请。”徐飞介绍说。

送教授国有股权，还是送知识产权

西南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黄楠，20多年来潜心研究心血管支架，其5年前开发的抗血栓、抗凝血的心血管支架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然而，就是这么一项造福人类、代表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产品，在当时的政策规定下很难转化出去。为此，黄楠感慨道：“发明的核心关键技术能覆盖大产业，造福更多患者，但是成果只能躺在实验室里，你却无能为力，等退休时都会于心不甘。”

打听到西南交通大学国家科技园（以下简称“科技园”）可以解决这一难题，黄楠敲响了科技园副总经理康凯宁的大门。一番深聊之后，黄楠的问题迎刃而解。2013年通过专利权人变更，该专利实现了发明人团队组建的公司与西南交大共同持有专利权，团队成员热情高涨，开足马力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目前，黄楠又开始了可降解镁合金心血管支架、可降解骨螺钉、骨夹板的研发，以后骨科手术患者可以免除二次开刀之苦了。

黄楠的难题并非个案，许多科技人员都曾遇到过。那就是，在科技成果转化中，一不留神就会触及国有资产流失这根“高压线”。

众所周知，高校的职务科技成果的所有权归高校所有，实质上也即归国家所有。职务科技成果评估作价入股后成为国有股权，把国有股权送给作为发明人的自然人，高校须向教育部、财政部两报两批，但是成功案例极少，所以此次《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将处置权、收益权、奖励权全部下放给学校，并不能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难的问题。

即便高校出台了优厚的科研成果转化的奖励政策，科技成果转化率之低，依然令人咂舌。2013年教育部统计，全国高校拨入科研经费共计1170亿元，专利的许可收入4.34亿元，全国高校专利转化率仅为0.3%。

“这势必出现‘教授拿不走股权，学校干不成科技成果转化，政府得不到科技型企业’的三输局面。”为此，康凯宁很忧心。高校教师出身，在沿海办过公司、创业多年的他入职西南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后，瞄准了科技成果转化难题，把其当作课题来研究，希望找到破解之路。

从2010年起，科技园逐渐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让高校将科技成果转让给科技园，从国有事业单位到国有企业单位，不属于国有资产流失；科技园通过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专利权人变更申请，实现发明人和科技园共有专利权，专利评估作价入股后，发明人通过共有专利权实现持有股权。

谁来驱动科技创新

当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教授应该与创业保持距离，企业可以一次性买断科研成果，高校给予教授70%～95%的奖励。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撇开最大的瓶颈——产权不说，“越是复杂的技术，越是有市场价值的技术，越是不会倾向于一次性买断。”康凯宁说。

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企业的技术能力与输出单位的技术能力差距越大，越需要输出方的参与。

然而，三十多年来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使中国许多企业技术接受、消化能力低下，换句话说，即便给予其实验室中的成熟产品，最终能否由企业消化、吸收并推向市场仍是未知数。

与此同时，人们又不得不回过头来面对另一道难题——教授不会天然地去做科技成果转化。

“教师的价值导向是发高水平论文、报奖，对能否转变为现实生产力并不在意。这就使得科学、技术、产业成为了三张皮。”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徐飞说，“只有把论文、科技成果转化为资本，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因为没有解决内在动力的问题，创新依然是个伪命题。”

那么，什么才是真命题呢？

“产权驱动创新。”两年前，成都市副市长苟正礼提出“创新之问”——创新驱动发展，谁来驱动创新？康凯宁通过这两年的实践与思考给出了答案。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没有发明人知识产权的职务科技成果是一个“孤儿”——寿命短、价值低。全国高校职务发明平均寿命只有3年多，“因为高校只交前3年的维持费”。

由高校官方主导的科技成果转化“雷声大，雨点小”。教授个人层面上的科技成果转化有声、有色、不声张，宁可被他人侵权，也不能侵学校的权，索性不申请专利，“因此教授几乎成了‘地下工作者’”。

“科技人员不急于做科技成果转化的‘新郎’，作为‘伴郎’的科技园干着急，办不成婚礼也没有用。”康凯宁说。

如何进一步解放科技生产力

1978年，安徽小岗村一纸分田协议，拉开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序幕。如今在科技领域上，后人追赶着它的脚步。有人把西南交通大学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的试验比喻成科技领域的“小岗村”。如今，这种大胆的探索和实践让学校、科技人员、地方政府各方看到了产权改革带来的变化。

“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能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创造力，通过‘产权驱动创新’路径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徐飞这样陈述它的神奇作用。

在校内，大家达成这样的共识：不转化才是国有资产的最大流失。黄楠也感慨道：“学校的探索是对科技生产力的解放。”

从去年7月至今，西南交大已经实现了14个项目转化，其中5个项目成立了公司，9个项目进入中试。有一家公司上半年的订单金额就达到了5000万元，浓缩了教授团队三十年的研究心血。

康凯宁告诉记者，西南交通大学在校内进行的“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试验，并不单单是为了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难的问题，更是希望通过这场探索试验推动国家科技体制、机制的重大改革。

就在去年8月，成都市政府推出校地合作的《成都十条》，其中第二条就是鼓励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对知识产权的分割确权和共同申请。这是地方政府第一次旗帜鲜明地肯定职务科技混合所有制。

在总结五年来探索试验的基础上，西南交大向四川省委郑重提出了“通过产权驱动创新路径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建议，而产权驱动创新路径就叫作“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