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姆·皮特曼

我的一个朋友——罗恩，是英国工薪阶层移民的儿子，他是家庭里第一个在澳大利亚读大学的家庭成员。他一直认为，他所在的阶层阻碍了他回到英国读大学。但是他也发现，在澳大利亚，类似的障碍正在形成。

最近罗恩和我讨论了他的经历，并将其与现在学生作对比。罗恩强调，即使存在自身的一些问题，但是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与英国的相比，仍然是较为容易进入的。

但是他说得对吗？

这两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都是大众化的。据统计，两国的高等教育均为国家总人口的40%提供学历教育。两国都正在尝试为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学生改善情况，帮助他们入学。

在澳大利亚，教育部门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国内16%的本地生源来自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地区。而在英国，学生的所谓劣势通常以父母的职业来衡量。最近数据表明32%的全日制第一学位获得者来自体力劳动背景的家庭。而以这些样本在整个国家人口中的比例来看，关于学生背景的数据，两国的情况都是严重不对称的。也就是说，这部分人实际上的比例低于理论上应占的比例。

在澳大利亚，原住民学生的录取率与他们占总人口的比例相比，只有他们应得的一半。生活在乡村和偏远地区学生的大学录取率只有人口对应比例的1/3。录取率与人口比例严重不对等的还有残疾学生、非英语背景的学生以及希望以攻读学位而获取高薪职业背景的女性。

在英国，处于弱势地位的年轻人把他们的就读率乘以三，才能到达与有优势背景的年轻人相同的就读率。当然，伦敦的就读率与其他地区的就读率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就整个英国而言，威尔士的年轻人大学就读率是最低的。而对于澳大利亚的女性来说，情况一模一样。

就目前来看，澳大利亚和英国的情况差不多。每个国家的高教体系都在继续扩张，来自弱势背景的学生数量实际上一直在增长，但是与人口比例来计算，这种增长却又十分缓慢。

如果把整个高等教育想象成一块蛋糕，那么这块蛋糕的尺寸在过去这些年已经扩大了很多，但是这个派应给不同弱势学生群体的份额却没有变化。尽管高等教育已经在社会流动性方面为这一代学生作出了改善，但仍有许多情况与罗恩父母移民当年相比，没有任何改善。

也许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怎样制定更详细准确的定义，从而更好地衡量所谓“弱势”。以澳大利亚举例，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人口普查的手段是不准确的；而在英国，伦敦由于其特殊的规模，成为统计中的“游戏改变者”——伦敦所占据的资源几乎是其他地方的总和。也就是说，简单移居到伦敦就可以自动提高下一代的社会流动机会。

就目前而言，所有那些试图解决教育上的劣势问题的做法都不理想，我们还没有找到可以让每个人不用回答私人问题或那些可能衡量出其背景的侵入式问题（侵犯性问题）的替代性方案。但我们不应该就此停止努力。

（作者系科廷大学研究员，本报记者韩琨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