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平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4-6-16 14: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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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聚焦:中国要有全球学术中心

 

近日,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和首都十几位高校校长、教授,共聚在清华大学丙所,热议的话题是:北京能否成为世界“学术之都”。

陈吉宁:中国需要一个全球学术中心

在此次研讨会上,谈及中国的学术中心,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开门见山:“我总是感觉到北京缺少一个什么东西,我想,中国需要一个全球学术中心,这个学术中心恐怕只能由北京担负起来。”

陈吉宁进一步阐述道,“学术之都”不是指“大”——北京的学术体量够大了,而是“好”和“强”。我们讲大学要转型,核心问题是我们的大学要从“大”、从“综合”走向“强”的过程,质量是第一位的。从科技论文的发表情况来看这一点非常明显,一开始全世界只有几十篇学术文章,冷战期之后突然上升。而中国大量的学术研究,是在全球已经有几千篇、上万篇的时候才出现。最近几年开始出现好的迹象,像清华、中科院发表的论文开始在过去“冷”的地方有了,但是其中大量的是在这个研究课题开始上升的时候我们进入的,说明我们跟踪得比较快,但这意味着在学术创造、思想领先上我们做得不够。做学术应该引领,而不是跟从。我们缺少一种学术自信和学术环境,或者是缺少更好的学术文化。

陈吉宁表示,说到学术文化,其实中国今天最缺少的是学术批判精神。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这个人情社会在学术方面的表现,就是正常的学术批判很少。没有学术批判就没有学术自信,也就没有学术独立,也很难去引领。

“在全球有3个城市特别有意思,这3个城市过去10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都是跟大学、跟学术密切相关的,一个是纽约,一个是伦敦,还有一个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它们是全球创新最热的地方,而且是把创新、创业、创意跟大学和学术结合起来的地方。中国的北京也应该成为这样的城市。”陈吉宁说。

李强:“学术之都”有一个国际话语权的问题

谈到有关“学术之都”的理解和建设,清华大学教授李强认为,“学术之都”有两个含义,一是强调其在中国的学术地位,二是在世界上的意义,关键是要理解北京和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格局中是什么位置和地位。

他表示,上世纪的中国“西学东渐”了,经史子集那套东西本是中国独立的传统学术,后来学术领域基本上被西方占领了。到现在为止,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概念都是从西方来的,有一段时间中国跟世界脱节了,后来我们又开始重新融入世界,所以“学术之都”的核心,是怎样处理好中西学术的关系。

现在学术的领先领域大都在西方,大家总说学术的高峰,比如社会学的拔尖刊物,通常被认为是美国那两个《美国社会学评论》和《美国社会学杂志》,但这让我们更加感到困惑:探讨当今中国改革变迁中重大问题的高水平研究,难道要在美国杂志上发表才算是最拔尖的吗?

李强指出,看来,“学术之都”有一个国际话语权的问题。中国现在经济上去了,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但还没有太强的话语权。现在中国共产党提“道路自信”、“理论自信”等,中国学者应该建立本土的学术自信。老一代的社会学家在本土化上作出过特别突出的贡献,像费孝通、潘光旦、李景汉先生等,都是1930年代在国际上一流的学术大家,在国际学术界都得到承认。但是,今天我们的学术本土化做得怎么样,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李强还强调说,陈吉宁校长提到学术批判,学术批判与自由的学术环境有关,大家知道这座建筑(清华大学丙所)旁边就是陈寅恪给王国维写的碑,就在那个小山坡下面,题字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术这个东西在一定氛围才会产生,所谓学术管理的机制。我们现在的大学管得太多,真正让人独立创新的氛围远远不够。

郑杭生:“学术之都”应处理好中西和古今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杭生在座谈时指出,建设“学术之都”没有理念不行——

“我在这里想介绍一本书,叫《中国大时局2014》。这本书纠正了我们过去一些不对的观念:其实在乾隆之前,中国在学术上有一段非常辉煌的时期。那段时期,对国外我们有一个“东学西渐”的很长的过程,其中最突出的事情,就是西方文艺复兴的基本观念是中国传过去的。”

“大家知道,西方有1500年的宗教黑暗统治,这1500年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但是中国孔夫子说“敬鬼神而远之”。我们的神是自然神,我们有一块土地就有一个土地庙,有一个城市就一个城隍庙,下雨有雨神,甚至家里有一个灶王爷等,都是自然人,没有真正的神。这个观念传入西方,给启蒙思想家莱布尼茨一直到伏尔泰极大启发,原来世界上可以没有这样全知全能的上帝。所以那时候西方言必称中国,那时候的中国是真正的学术之都,使西方在理念上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郑杭生强调,建设“学术之都”第一个要处理好中西关系,第二个要处理好古今关系,第三个是理论和现实的关系。这几个关系的核心,是推出中国自己的东西,中国如此之大,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我们概括不出来只能说我们是“笨蛋”。现在任何研究都是一种比较研究,总是要放到世界一个大的格局当中来看才能看清楚。“我曾经说过‘三个再’:对国外的东西要再评价,对自己的东西要再认识,对现实的东西要再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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