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规程时代的思考
日前，教育部正式发布《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以下简称《规程》），明确要求将学术委员会作为校内最高学术机构，统筹行使与学术有关的职权。至此，从1999年起就在《高等教育法》中明确规定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终于有了尘埃落定的说法。
《规程》的发布，是教育部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促进高校完善内部治理结构的又一重要举措。但近些年来，部分高校学术委员会陷入形同虚设或走样的境遇，也引发了高教界学者对《规程》落实的新一轮担忧。那么，他们眼中的学术委员会又是怎样的呢？
■饶子和
在我国，学术委员会“脱胎”于教授治校，也是实现高校去行政化、提升高校自主权的重要手段。应该说，此次《规程》的发布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会对某些高校的学术委员会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但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我们也须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规程》的侧重点应首先放在一般高校和新建高校。众所周知，目前国内一些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形同虚设，但这并不能代表所有大学。国内一些顶尖高校的学术委员会还是相对比较完整、规范的，相关制度甚至要比此次颁布的《规程》规定还要完备。在这种情况下，《规程》对于此类高校的意义其实并不大。
反之，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诞生了大批新兴高校，在这些高校中，学术委员会制度一般不太完善，“徒有其名”的现象也比较多，这类高校更应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其次，《规程》的颁布，必然会对校内学术委员会起到或多或少的推动作用，学术委员会在校内也会相应的得到更多重视。但须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一所大学，学术委员会都应该承担主体作用。换句话说，并不是每一所学校都应该办成研究型大学。其原因在于，我们既不需要如此数量的研究型大学，更没有足够的资金和师资质量加以支援。
在我国，研究型大学的数量不宜过多，更多的还应该是教学型大学或教学研究型大学。在此类高校中，教育教学委员会应该处于更加主体的地位，学校的中心工作也更应该围绕育人工作展开。
其实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学术与教学是可以统一在大的“治学”范畴内的。在此背景下，我们或许更应该启用“教授委员会”的概念。毕竟，大学之所以被称为“大学”，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大师”的存在，而大师的目的就在于治学。从这一角度看，教授委员会比学术委员会要更贴切一些。
当然，如何称呼还只是一个细枝末节的问题，关键还在于如何能够让学术委员会发挥真正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将“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作一对比。虽然同属高校内部的自治机构，但学位委员会受人重视的程度要远高于学术委员会。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学位委员会掌握着是否授予一个人学位的“生杀大权”，而学术委员会没有这种显性的权力。从这个角度上说，如何能让高校内部的学术荣誉感进一步提升，如何能让学术委员会在校内更具发言权，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作者系南开大学原校长、清华大学教授，本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
《中国科学报》 (2014-03-13 第7版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