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两弹一星’时期，现在科学家不缺钱，但创新氛围反而差了。有钱以后，怎么做科学？我认为科学文化非常重要。”在政协小组讨论会上，物理学家张新民委员起了个话头。
张新民和几位科技界的委员都感觉到，中国没有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缺少大师，却有一系列科研乱象，其中一个关键是缺少科学文化。
热衷功利，忘了科学信仰
张新民说，中国科学家有点“官本位”，爱聊“谁当了什么什么官，哪个项目让谁负责了”，把这些跟学术连在一起谈。
张新民还感觉，中国科学家在意钱——“我得有点结余，不能光考虑今天啊。”
南京大学教授高抒委员则感到，中国学界有江湖气。“江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我们一伙儿的，我就赞成，不一伙儿我就反对’；另一种是没有是非，把钱忽悠来就是成功。”高抒说，“科技工作者决不能这样。不讲学术信仰就乱套了，就什么事情都能干，没有底线了。”
“学术团体是有信仰的一部分人聚集起来的，这是很要紧的前提。”高抒说，“科学诞生时就有共识——参加科学团体的人，必须有学术信仰，不是来投机倒把的。所以做事要认真——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达尔文那个年代，不用写项目申请书，也不用写结题报告……你自己的钱，写个假论文，自己骗自己有什么意义？”高抒说，早先科学家不会造假，他们没必要跟自己过不去。
高抒也谈到，二战后，在国家资助的新秩序下，有科学家被腐蚀，因此也要引入外部管理，不能依靠自觉，但科学信仰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科学团体也在维护科学信仰。
高抒举例说，欧洲二战后兴起的著名的Gordon研讨会，参会先要宣誓，绝不泄露会上听到的东西，这就是对当时剽窃之风的一个反击。从欧美各种科学团体的入会规则来看，学术信仰仍然是其核心原则。
“而中国的学会在维护学术风气方面，作用不明显。”高抒说。
次序第一，不懂平等争论
“我们不习惯反对，喜欢搞全票赞成。其实任何事情怎么会没人反对呢？”张新民认为，中国科技界缺乏碰撞，以及由此而生的思想火花。
“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科学家缺乏‘平等的同事’意识。”张新民说。他讲到自己1987年去美国留学的一件事：“我刚见导师，张口闭口‘Professor（教授）’。讲到第三遍，导师说：‘我有名字，叫我名字。’在国外大家都是同事，互相称呼名字。”
“回国后，我慢慢又变了。哪个学生不叫‘老师’，而是叫名字，我会感觉不舒服。”张新民说，“双方都觉得怪。”
“科学家一定要讲平等。导师跟研究生首先是同事关系。”高抒也说：“西方人不叫‘老师’。我刚回国，让学生叫名字，他说他叫不出来。”
“对中国人，次序是第一的。”高抒说，在外国，大家看重声望高的人，但不会刻意排序。国外学术会议，总能涌现出尖锐的年轻人。而我们中国人喜欢让老同志上去讲。讲的不好，下面还鼓掌。
“尊老是传统美德，但不能用到创新上头。”张新民说，这样会导致年纪大的人说了算，阻碍创新。
高抒说，国内有的学术权威、院士级人物，听完别人发言后说：“你这东西完全是错误的。”
“我没有听外国学者这样讲——‘你讲的全是错的’‘一点根据都没有’”高抒说，这样不尊重别人，就变成乱吵了。讨论要讲事实、逻辑。“我位置高，你位置低，所以你十有八九是错的”的气氛就不对了。
“讲英语的学者喜欢用‘Yes，but’模式，比如‘你刚才讲的事情基于某某前提，但我认为此前提是否存在一些问题？’”高抒说，尊重对方、表达意见和进入讨论氛围，是有方法的，这也是中国学者缺少的学术能力。
心浮气躁，受大环境牵绊
在量子通信学家潘建伟委员看来，当今中国文化对科学有双重危害。“不求甚解，不追求世界背后机理的传统，我们继承下来了；而传统的积极方面——让人静心工作的文化，又被摧毁了。”
潘建伟引用爱因斯坦的观点说：“科学家分为三类；一类是由于偶然的机遇、社会的导向而成了科学家，他本来也可以当商人或政治家；一类是为了智力活动的乐趣而做科学；还有一类是想探寻先天的自然秩序，爱因斯坦认为他自己属于这一类。”
潘建伟认为，在当今中国，这三类人都受累于环境，不能做出好的成果。“第一类人，在这么浮躁的时代，他们不能坐冷板凳，都赚钱去了，跑掉了。”
而第二类和第三类人才，也找不到合适的环境。潘建伟说，如今是金钱导向，中国人又太在乎别人的评价，不在乎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因而就跟着利益走，谈不上发展科学兴趣了。
药学家陈凯先委员谈到他的一个朋友，因女儿说要考天文系，寝食难安，怕她找不到工作。
陈凯先说，“科学的春天”那会儿，青年还在为居里夫人感动，但如今崇尚科学的氛围变淡了。“多元化当然是好事。但我认为，科学兴趣也应该多多提倡。可现在媒体传达的是什么价值观呢？我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呼吁给学生减负，报纸翻过来，是一则广告‘冲刺阶段，你还等什么，赶紧报某某班’。为了金钱，媒体都会自相矛盾。”
“科学家不能独善其身，肯定要受到社会的熏染。”谈到文化改造，一位科技界的委员告诉记者：“学校教育是一方面，社会也有责任。比如说，你在学校教育要诚信，却没人管路口闯红灯，学生在校外养成闯红灯的习惯，觉得规则是可以违反的，未来搞科研也很难诚信。”（原标题：重塑科学文化：寻找丢失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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