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第一天，《大学周刊》陪您共同迎来新年的第一道曙光。在新的一年里，继续推动深化高等教育改革进程，是关心高等教育发展的人们的共识。但在不同身份的人眼里，他们最为关注的议题也有所不同。《大学周刊》约访采写了一组文章，他们中有大学校长、教育专家，也有普通教师和在校学生，与读者们分享他们对于2015年的展望和期许。
有转折意义的新一年
■龚克
2015年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实施的时间过半的年头，是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实施的收官年头和新的五年规划研究制定的关键年头，是全面推行依法治国的第一个年头，也是按照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推进重任的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走向深入的重要年头。从工作部署上看，2015年是带有转折意义的一年。
我们期待，在新的一年里，教育“优先发展”的方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能够得以更好地贯彻。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发展要从依靠要素投入转向依靠创新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因此，新常态是更加突显科教重要性的发展态。认识新常态，就必须认识到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的全局性、基础性和先导性。没有教育优先发展，就没有可持续的创新驱动，就不能真正适应新常态，更枉谈引领新常态。
我们期待，在新的一年里，“素质教育”这个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主题能够转而彰显出来。实施素质教育是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然而《纲要》实施五年来，这个战略主题尚未很好地体现在教育改革与发展之中。主题不彰，是教育发展的方方面面不能形成合力的表现，是教育改革未能超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原因。所以，在《纲要》实施时间过半的年头里，彰显素质教育这一战略主题已经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我们期待，在新的一年里，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能够转向深入。向哪里深入？关键是突破“评价”这道难关，使“培养什么人”的要求落在评价体系里，使核心价值观融进评价体系里。目前，考试招生改革已显突破之势，这个改革成功与否，就看能否形成立德树人实施素质教育的有力导向和有效激励，进而以“一发千钧”之力推动全面改革，使整个教育的面貌焕然一新。
我们期待，在新的一年里，“教育公平”能够转变为更高质量的新水平。不能把教育公平与重点建设对立起来，因为人民群众需要的公平是优质教育的公平服务，重点建设是提高质量的有效手段，是在更高质量水平上实现公平的前奏。
我们期待，在新的一年里，依法办学育人能够展现出新的局面。依法办学，就要落实好宪法法律的相关规定，特别是关于高校要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研服务等各项工作的规定，关于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和大学治理结构的规定，关于教师和学生权利义务的规定。让政府、社会、大学和教师、学生、职员各就其位、各司其职，让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强劲地向前起跑。
我们工作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每一个人，不是改革的观察者而是践行者，我们要秉公尽能、扎实苦干，让期待成为现实。（作者系南开大学校长）
节点年和实施年
■刘海峰
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发展而言，2015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
首先从宏观层面来说，2010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5年正好是《纲要》实施的中间节点之年。2015年恰逢我国“十二五”规划的终结之年，同时又是“十三五”规划的制定之年。应该说，在教育领域的“十二五”规划中，高等教育的一些工作已经提前完成，比如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目前已经超过之前规划的数字。但在其他一些方面，如何能够按时完成任务，则需要教育界的各方人士加以梳理。
在微观层面，就我本人研究比较多的高考改革而言，在多年的调研和讨论基础上，国务院在2014年出台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这让刚刚过去的这一年在中国高考改革史上具有了标志性意义。2015年虽然不及2014年重要，但它同样具有着独特的意义。因为如果说2014年是高考改革的政策制定年的话，那么2015年就是中国高考改革全面实施的第一年。
比如，2014年国家作出了取消体育、艺术等特长生加分项目的决定，而2015年将是这项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同样，将高校自主招生放到高考之后的政策也是从2015年开始实施，目前具体实施意见也已经出台。这些改革都可以称得上是高考改革的“大动作”，至于实施效果如何，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在国家招生考试方面，需要引起注意的还是上海市和浙江省的高考科目改革的试点。2014年，作为国家高考改革首批试点的上海和浙江出台了具体改革方案，宣布学生可自主选择三门高考科目。2015年，该方案将进入比较实质的操作阶段，因为新入学的高一学生就要面临选择哪些科目进入高考科目的难题。这对两个省市的考生非常关键，而其他省市也在关注着两省改革的情况和实施效果。对此，我们也应该抱有期待。
（作者系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本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
学生要在智育上有所长
■马知恩
建设创新型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要点。要培养创新型人才，教育首当其冲。
中国的孩子从小形成了依赖的意识，独立自主能力很差，直接影响了日后的创新，以致目前无论是“985工程”“211工程”高校，还是普通高校，都存在创新性不足的问题。
学生独立自主的能力差，在学习上主要表现为自主学习意识薄弱，独立思考能力较差；被动满足考试需要，缺少主动追求。怎样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加强创新思维培养，是当前人才培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在大学基础课课堂上明显感觉到，教师仍以教授学生应试知识点为主，而怎样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让学生通过知识点学会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分析问题，仍然停留在口头上的多，实践上的少。
2015年，我希望在创新人才培养上有较大飞越，教育战线能就创新问题掀起大讨论，从理念、体制上加以改变。如今，在招生环节上，改革已有行动。在培养环节上，高校不但应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而且在智育方面要允许学生个性化发展，只有尊重学生的兴趣爱好，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在教学方法上，我们不能再延续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独立自主要更强调他们的思想、能力，让他们知道，学知识的同时，更要学知识背后的发现问题、提炼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然而，这一点目前做得很不足，直接影响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我希望高校在学风、教风上作进一步的提倡。大学生越到高年级学风越差，学校各类活动分散了学生精力，使得学生刻苦钻研的精神不够。负责学生工作的教师怎样开展围绕学习、提高学生各方面能力的思想教育，还有待研究、琢磨。
通过一系列改革，如果能实现学生在智育上有所长，在长项上为国家作贡献，这就是国家教育的成功。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本报记者温才妃采访整理）
如何真正“立德树人”
■刘梦青
作为学生，我最关注的话题是“立德树人”。这一议题既包括对学生的道德教育，也包括教师的职业道德建设。
之所以会想到这些，是因为2014年一些新闻事件，比如北师大教师套取科研经费，被判处11年，比如厦门大学吴春明的“诱奸门”事件等等。这些事件不仅损害了高校教师队伍的整体形象，对学校的声誉有所损害，对我们这些学生的心理也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高等教育不仅仅是向学生教授知识，还包括对学生道德品格的培养和塑造。本科生、研究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类课程是道德教育的载体，但是普遍不受学生重视。虽然这个问题年年讲，但是高校思政教育的改革还处于极小范围，且起色不大，仍然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究。
至于师德方面，教师要为人师表，学生真正喜爱并尊敬的当然是那些“学高、身正”的老师。而2014年发生的一些新闻事件表明，个别教师不仅在教师职业道德方面有所缺失，甚至丧失了普通公民应有的道德水平。而这些，是我们学生尤其不希望再看到的。
需要补充的是，在我看来，高校教师之所以出现挪用科研经费的现象，不仅仅关乎职业道德问题。科研经费的使用与监管制度确实存在漏洞，但是杜而不绝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主要原因可能是主管部门对于高校教师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急切要求与现实情况下不尊重知识生产规律及教师劳动成果间的矛盾：首先，富有活力的青年教师普遍在申请科研项目方面困难重重；其次，对于申请到的科研项目经费的支配教师缺乏合理的自由度，劳务费低廉，极大影响了教师的科研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老师的“套取”经费现象，也是无奈之举。我想，在三令五申整顿高校科研不正之风的同时，也要深入教师群体，改革科研经费不能是政府的“专断独行”，也要关注和倾听这一核心群体的呼吁和心声。
（作者系厦门大学学生，本报记者韩琨采访整理）
推动大学行政角色与学术角色分离
■储朝晖
总体来说，我对2015年高等教育界的期许，主要着眼于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方面。虽然这个话题谈了几年了，并不新鲜，但却十分重要。各高校应该以制定或者落实大学章程作为突破口，从而推动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
在2014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依法治国的大方向又一次被强调。高等教育界应该在2015年借助于依法治国的大背景，在大学里推进依法治校。而大学里的依法治校对于大学来说，首要任务就是把大学章程做好。然后，高校再在可以操作的范围内把已有的或者即将制定的章程落地，不能仅仅把大学章程当作纸面摆设，一定要让章程落到实际工作当中。而在章程的落实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健全专业的学术性组织，把专业的学术方面的权力交给它们。
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大学并不是完全学术的，而是呈现出行政与学术交汇于一体的特性。就此，个人建议推动大学内部的行政角色与学术角色分离。进入行政岗位的人就不得保留学术职称，不得带学生，不得报课题，不得参与学术事务决策和评定。在上世纪50年代，行政岗位的工作人员是没有学术职称的。80年代后期，一些已有学术职称的人走上了行政岗位，现在依然如此。因此，我认为大学内部应该推动这种分离。
针对中国目前的现实，很多人行政岗位和学术岗位混合造成了严重问题，如高校贪腐等。因此，教师进入行政岗位后，就不应该继续做学术。行政角色与学术角色彻底分离，可以解决目前中国大学里较为普遍的“官教授”现象。学者到了行政岗位，就不应该继续申报课题，不能让他们两边“通吃”。
在大学内部推动学术角色与行政角色分离，不仅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解决当下中国高校里许多严重问题的措施之一。虽然推进这一进程存在的阻力非常大，但是不可不为。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本报记者韩琨采访整理）
关注通识教育在基教上的衔接
■田飞龙
在我看来，2015年中国高教领域应聚焦通识教育的改革，通识教育改革的背景是对前苏联专业教育模式的反思。不断健全的通识教育将为低年级本科生提供“共同的信念与知识”，培育健全的公民人格与创新性思维，有效地抑制高教领域的“精致功利主义”和社会责任感缺失。
通识教育的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从短期来说，通识教育的改革应侧重于技术性的分散解决：第一，各高校基于自身能力与资源进行通识教育的课程与培养体系设计，以最精干的“通识经典”为中心，为低年级本科生提供最低限度的通识教育；第二，支持慕课课程体系，分享通识教育的课程资源，弥补中西部地区师资不足与技术限制；第三，将通识课程纳入学校核心课程体系，提升其地位和资源投入；第四，开展通识教育示范课与同行研讨活动，自下而上逐步形成全社会和教育一线教师的理念与实践共识及其标准。
而从长期着眼，则应侧重于理念启蒙、制度供给与教育体系匹配。其中，基础教育阶段的通识教育衔接问题，即在大学之前的基础教育阶段植入通识教育相关要素和课程，应引起注意。它在一方面为高教阶段的通识教育提供前提和基础，分解负担，使通识教育有更高的起点和目标；另一方面则切中了通识教育的“早期性依赖”，即在学生天性与心智形成的关键期，最有利于塑造其“共同信念与知识”和良好健全的公民道德人格。
从比较视野来看，基础教育阶段的通识教育一直是西方社会公民教育的基本经验与核心议题。而近期颁布的高中教育与高考改革系列意见，亦以综合素质评价的方式建立了介乎应试教育和通识教育之间的新素质教育模式，未来可进一步下沉至高中前阶段并结构性调整具体教育内容和形式。通过基础教育的早期铺垫和体系匹配，中国高教领域的通识教育将获得更大自由空间。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本报记者温才妃采访整理）
我所期待的大学
■刘媛媛
说实话，我对大学挺失望的。
我本科就读一所经贸类大学，只有一些经济类和法律类的专业。每一个同学都像一盒即将出厂的牛奶，急于获取各种认证，四六级证书、CPA证书、证券从业资格证、托福雅思托业。除此之外，大二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寻求各种实习的机会，毕业时带着一页塞得满满的A4简历，就好像牛奶裹着合格的出厂证书一样送到消费者——各大企业手中。
当然，根据简历上的内容，他们会被分为三六九等。有一些是经典优质盒装奶，有些就是百利包。整整四年，我周围的同学都在抓住飞逝的光阴，为着出厂的一刻作准备，努力变成一盒优秀的牛奶。
研究生我来到北京大学，认识了一些历史系、中文系的同学，这里的人比较多元化，并不以进入投行和大国企作为终极目标，他们中很多人仅仅以获取知识为目的，读书、做学问。做学问这个词听着多老套，离“90后”的大学生太远了。这现象让我稍许心安。
大学在我看来，首先应该是多元化的。高考是高中三年里的唯一目的，成败皆以成绩论。大学找工作是很多人四年来唯一的目的，成败皆以工作论。大学应该让我们认识到成为不同的人的可能性，无论有什么样的优点、什么样的理想，都应该被包容和鼓励。只有这样，每个人才能在社会上找到合适的位置、方向。毕竟大学只是进入社会的开始。
第二，大学应该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静坐书斋做学问在现代大学是很少见的事情了。我的朋友热衷于做学生会主席、去公司实习，为着积累人脉，多学一点人际交往的技巧。在我看来，大学是受教育和做学问的地方，有老师指点、同学相伴，但是我们把应该在社会上学习的东西，提前拿到大学，利用读书和学习的时间来练习，不可不说是得不偿失。
结尾我想说，同学们，你们万万不能因为上了“大学”，就耽误自己读书受教育啊。（作者系北京大学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