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俊摄

■本报记者 郝俊

在地质学界躬耕60余载，这位以84岁高龄成为2014年度“何梁何利奖”最大年纪获奖者的科学家，大部分时间都在默默无闻地工作，很少有人走进他的事业和生活一探究竟。

10月29日，在中国科技界享有盛名的“何梁何利奖”揭晓2014年度获奖者名单，52名来自各个领域的科技工作者荣登领奖台。他们当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廷栋，以84岁高龄成为年纪最大的获奖者。

“首先要感谢4位来自香港的爱国人士设立这个奖项，也要感谢党和国家对我多年的培养。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其实都是集体的功劳，而我只是这些优秀集体的一个代表。”11月17日，李廷栋在连续的会议间歇，利用短暂的午休时间接受了《中国科学报》记者的专访，这句话是他发自肺腑的获奖感言。

然而，这位毕生心系国家的地质科学工作者，想要做的并不仅仅是表达感激之情。

此次获颁“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李廷栋得到了20万港元的奖金，他想将这笔钱连同此前得到的其他奖励和部分工作报酬，一起回馈给社会。

“这些奖励来源于社会和人民对我的肯定，我想最终还是应该回馈给社会和人民。至于如何回馈，我正在和一些单位联系，商议具体的操作办法。”李廷栋说，这是他获奖后最大的一个心愿。

与李廷栋交谈的一个多小时，记者再次看到了老一代科学家对科学事业的无限眷恋和无私奉献。在地质学界躬耕60余载，李廷栋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默默无闻地工作，很少有人走进他的事业和生活一探究竟。

也许是得益于年轻时常年在野外从事地质调查的奔波劳作，年过八旬的李廷栋身板硬朗，不熟悉的人常以为他刚过花甲之年。这位用双脚行走过数十万公里，足迹几乎遍及中国所有山川湖海的“老地质”说，只要身体允许，他就不会停下探索的脚步。

中国岩石圈三维结构专项研究、青藏高原隆升的地质记录及机制研究、卷帙浩繁的《中国地质志》编撰、“北—中—东亚及邻区地质图系”的编制……近十年来，李廷栋担任负责人的每一项研究都是费心费力的浩大工程，凝结着无数的心血和汗水。

跑野外，不输年轻人

《中国科学报》：年过八旬，你目前的工作依然非常繁忙，为什么不能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些？

李廷栋：我真的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来的，习惯了。我的情况也比较特殊，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开始承担各种组织和社会工作，高中时担任校学生会副主席，北大时期又是地质系学生会主席、党委干事，毕业后分配到地质部机关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技术管理并担任当时刘景范副部长的业务秘书，后来又作为负责人主持地质调查，还做过六年的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这一路走来，我的生活中基本没有假期。过去年轻的时候“双肩挑”，白天搞政务，晚上搞业务，经常开夜车到晚上一两点钟。

《中国科学报》：是否在科研事业中还有很多东西让你放不下？

李廷栋：我搞了几十年的地质工作，对它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觉得看资料、作研究好像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乐趣，也是我的职责，更像是我的生活方式。我现在的身体还很好，没有什么大毛病，所以能做点就做点吧。这些年不再担任行政职务，算是比较超脱了，能专心做业务，另外也想通过工作把年轻人培养起来。

《中国科学报》：这些年还会经常去野外考察吗？团队的年轻人还愿意让你一起去野外吗？

李廷栋：前段时间我还去湖北大洪山跑了三天。不客气地说，真到跑野外的时候，恐怕很多年轻人还跑不过我，因为这么多年我都跑惯了。1990年我去南极考察的时候已经60岁了，好多年轻小伙子跟不上我。因为雪很厚，我走得快，就不会陷在雪里面，年轻人可能缺乏经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走得越慢就越容易往下陷，越陷就越走不动。不过我现在岁数大了，跋山涉水的时候就注意点，不能像年轻时一样那么快。

《中国科学报》：家里人还放心你往野外跑吗？

李廷栋：家里人还是有担心的，他们当然是希望我尽量不要跑了。不过我总说没事，自己会特别小心，还是跑一跑吧。

《中国科学报》：可能他们也知道劝不住你。

李廷栋：对。因为搞地质工作，必须去野外进行实地观察、调查研究，才能增加知识、提高本领。对于地质科学家而言，野外才是最大的实验室，要将实际调查和理论工作相结合。

做院长，有些情非得已

《中国科学报》：1953年，你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地质部机关工作，还当了副部长秘书。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会很羡慕这样的机会，为什么你却屡次主动提出要去野外第一线工作？安安心心走仕途不是很好吗？

李廷栋：我当时完全没有从事领导管理工作的想法。当年的大学毕业生很少，各个单位都争着要，我被分配到地质部机关后，跟随工作组和苏联专家到全国许多矿区调查研究，学习到了许多有关矿床地质和勘查技术方面的知识，搜集积累了大量有关区域地质和矿产地质的资料。我头脑中始终有个理念，就是野外地质调查研究是地质科学实践的最主要形式，不跑野外不行，所以多次向领导提出申请。1957年6月，我的请求终于得到了批准，先是去大兴安岭北部进行区域地质调查，1965年又调任地质部川西地质综合研究队队长，赴川西进行地质调查。

《中国科学报》：1980年，你被任命担任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据说当时你也是情非得已，是这样的吗？

李廷栋：对，因为我当时对做行政领导工作没有太多概念，也不想去当官。改革开放之初，地质部就曾想调我到地质调查局担任领导工作，我书面推辞了，此后又要调我到地质部科技司任职，我又没有去。再后来，地质部安排我到地科院，我本以为是帮着以前的老领导、老干部做工作，结果宣布的时候才知道是让我担任院长。我当时就觉得有些不妥，因为副院长等都是老先生，是我的老师、老领导。最后，我的一个老同学来劝我，说还是服从安排吧，我就答应了。

《中国科学报》：任院长的6年时间过得顺利吗？

李廷栋：总体上还算顺利。改革开放后国家急需要矿产资源，对地质工作非常重视，因此经费比较充足，院里面大家的精神状态也很好，都在加强学习力争把科研工作搞上去，我们也送了好几批专家到国外进行合作研究、培养人才。

但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事情。最大的问题，就是1985年对地科院进行的科技体制改革。当时，我们做了很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在召开全国科技会议的时候提出，地科院的研究工作应该跟地震、气象一样属于“社会公益类”，这是我们所坚持的。但在实际改革阶段，国家相关部门认为改革就要下海搞开发，地科院应化归为“混合类型”。于是我们只好提出，开发研究的比例只能占20%至30%，同时希望谨慎对待地质科研单位的类型问题。但遗憾的是，最终的改革决定中要求，地科院的开发研究比例要达到60%，并且要在五年之内减拨60%的研究经费。

对于那次改革作出的决定，我始终认为是错误的。经过近20年的发展，今天的地科院定位又转回来了，归为“社会公益类”研究机构的试点。回头来看，我当时作为院长，事关地科院命运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我们不能让步，主管部门的决定我们需要执行，但我绝不能说服自己同意。

《中国科学报》：你当时如何看待自己所担任的地科院院长角色？

李廷栋：我既然答应要做院长，就要尽心尽力、尽己所能，如今想来，那几年的工作为地科院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除了尽快恢复建立正常的科研秩序，我当时也立了一些规矩，比如不允许院里的领导“搭便车”出国考察，出国人员必须与业务考察活动直接相关。另外还有单位用车的问题，因为当时车辆有限，我定了“四个优先”的原则，退下来的院领导比现任领导优先、专家干部比在职领导优先、外单位前来办事的客人优先、单位病号紧急用车优先。

除了这些，我认为在科研能力提升、培养人才之外，还要重视形成良好的研究氛围，于是提出单位园林化、楼馆博物化、管理科学化、服务社会化。

《中国科学报》：那几年你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

李廷栋：最担心安全问题。因为之前出过一些安全事故，我自己在野外考察时也目睹、经历过不少险情，有很多经验教训，我知道人命关天。所以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到各个办公室和宿舍楼上上下下看一遍，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当时很多职工住在筒子楼，楼道里放了很多煤气罐，爆炸了就是大问题，所以我脑子里老是在想，千万不要出事故。

《中国科学报》：看来那是非常操心的几年。

李廷栋：是啊，所以那时候我的体重轻了不少。1986年10月我调离地科院，担任地质矿产部副总工程师，因为没有了琐碎的行政工作，顿时觉得轻松了很多。此后就全身心投入到地质研究工作中，开始了青藏高原地质结构和“南极岩石圈形成演化及矿产资源潜力”的研究工作。

看未来，没想过“退休”

《中国科学报》：潜心学术几十年，你最满意的研究工作有哪些？

李廷栋：应该说，对青藏高原和岩石圈三维结构的深部地质研究是我这些年最感兴趣、也是最为满意的工作。近些年来，我最关心深部地质探测的工作，因为我觉得这是未来地质科学研究的方向，对于找矿取得重大突破、研究地震地质灾害的根源问题、加深对地球的了解都有重要意义。

《中国科学报》：有没有想过退休的事情？

李廷栋：若是从项目负责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还是看工作本身的需求和国家的规定。但若是从真正休息下来不做科研的角度来说，我还没有想过。即便不做项目负责人了，我还是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有大量的欠账需要去还。比如我从事地质编图四十多年，一直想把编图的基本思路、理论基础、技术方法整理出来，但一直都没有时间去做，还有很多其他想写的、应该写的东西也都未能着手，我不想让这些事情成为遗憾。

《中国科学报》：对于年轻一代的地质科技工作者，你有怎样的寄语？

李廷栋：我们的事业终究要由年轻人一代代传承下去，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对于年轻人的培养和成长，我想第一要给他们压担子，给他们任务和项目，在地质勘查的实践中增加知识、提高能力；第二要让他们在相对稳定的专业领域深入下去；第三是要给他们良好的科研环境，不要干扰，人才的成长是用时间换来的；第四要给他们优先的机会，作出成绩后要想办法提升他们在国内外的知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