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袁隆平在中国超级稻第四期研究进展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 李健摄

10月10日，在湖南省溆浦县横板桥乡红星村，工作人员在收割超级杂交稻。 曾勇摄

2004年10月14日，世界粮食奖创立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诺曼·博洛格（左）在世界粮食奖颁奖仪式上与获奖的中国水稻专家袁隆平握手。世界粮食奖是国际农业领域的最高荣誉，授予“在为人类提供营养丰富、数量充足的粮食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

漫画：《袁隆平的梦想》

2004年2月13日，袁隆平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主持的罗马国际稻米大会上介绍中国杂交稻情况。

10月10日，农业部宣布，对袁隆平院士领衔的第四期中国超级稻亩产1000公斤攻关项目进行测产，结果显示，亩产达1026.7公斤，又创新纪录。

从50年前安江农校的青年教师，到如今蜚声中外的著名科学家，袁隆平耕耘杂交水稻这块科学稻田已整整50个春秋。

50年来，自袁隆平及其科研团队发明的杂交水稻种子横空问世，世界因此增产稻谷5亿多吨，不仅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还解决了其他国家吃饭问题，为保障粮食安全和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此，这位中国“杂交水稻之父”今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一）

1930年，袁隆平出生于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年开始，袁隆平就随父母东迁西徙。1949年8月，袁隆平考入重庆北碚夏贝相辉农学院农学系学习，1950年11月，因院系调整，并入重庆新建的西南农学院系就读。他在大学里爱好广泛，除游泳之外喜欢爬山、打球、看小说、拉小提琴。

1953年，23岁的袁隆平大学毕业。在毕业分配志愿书上他只写了两句话：“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果然，湖南省农业厅一纸介绍信将他推到了“最艰苦的地方”——地处偏

僻的湘西雪峰山下的安江农校。

在农校教书的日子里，他利用课余时间走出课堂，走向田埂。烈日当空，农民在榕树下歇息，袁隆平依然头顶烈日，在田里劳作。1958年，按照大学所学的苏联专家的无性杂交和环境影响理论，袁隆平用月光花嫁接红薯，结果，最大一兜“红薯王”有27斤重。

就在这一年，在各地争相放出“马铃薯亩产8000公斤”、“水稻单季亩产1500公斤”等等“卫星”后，人们开始过“粮食关”。学校老师供应的定量减少很多，周边农民开始吃草根、树叶和“观音土”。在小小的安江镇上，袁隆平亲眼看到倒伏在街边的两具枯瘦的尸体。袁隆平私下跟一个要好的老师说，“没有吃的太痛苦了，我是学农的，要多搞点科研，等红薯嫁接成功了，就搞水稻高产。”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安江农校早稻品种试验田里，袁隆平偶然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水稻：株型优异，穗大粒多。兴奋的袁隆平给这株水稻做了记号，将其所有谷粒留做试验的种子。第二年的结果却让人很失望，这些种子生长的禾苗，长得高矮不一，抽穗的时间也有的早，有的迟，没有一株超过它们的前代。袁隆平百思不得其解，根据蒙德尔遗传学理论，纯种水稻品种的第二代应该不会分离，只有杂种第二代才会出现分离现象。灵感的火花来了：难道这是一株天然杂交稻？而当时权威看法是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不具有杂交优势。从这时开始，袁隆平下定决心不为权威所限，通过科学的研究揭示出水稻杂交的奥秘和规律。

1962年，他在学校图书馆的《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消息：英美的两个遗传学家克里克和沃克，根据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研究出了遗传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获得了诺贝尔奖。“人家英美都分子水平了，我们还在这里学苏联，打转转。”袁隆平后来跟他的学生们提起这事就说，“幸亏我猛醒得早，没拴死在一棵树上。”

这年暑假，他自费赶到北京，去中国农科院，找大学时候的老师、遗传学专家杨国荣。杨老师悄悄告诉他一些国外研究的情况。待在农科院的图书馆里，他看了一大堆外文资料和学报。才知道，美国、墨西哥等国家的杂交高粱、杂交玉米已经开始生产，只有水稻的杂交技术还没有突破。他决定放下“月光花红薯”，专攻水稻杂交。

为了找到理想中的稻株，他吃了早饭就下田，带着水壶与馒头，一直到下午4时左右才回来。艰苦的条件和不规律的饮食，让他患上了肠胃病。六七月份的天气，他每天都手拿放大镜，一垄垄、一行行、一穗穗，大海捞针般在几千几万的稻穗中寻找，汗水在背上结成盐霜，皮肤被晒得黑里透亮，连常年扎在水田里的农民都自叹不如。

1964年7月5日，突然，袁隆平的目光在一株雄花花药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上停住了：“啊，这不是退化了的雄蕊吗？”这一重大发现，大大加快了研究杂交水稻的进程。1965年秋冬之际的那些日子，他走路、吃饭、睡觉都在想着他的杂交水稻，整天像走火入魔似的，嘴里念念有词，抽烟时，将烟灰掸进了茶杯里；穿衣服的时候，把上面的钮扣扣到下面的扣缝里。学校的同事们私下小声议论：“袁老师是不是快疯了？”

正是凭着这种坚韧不拔、勇敢顽强的意志，在勘察了14万余株稻穗后，经过两年的探索、试验和研究，1966年2月，他终于写成引起国内外科技界高度重视的“惊世”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从此，“杂交水稻”这4个字伴随了袁隆平的一生，成为他毕生不懈追求的事业。

（二）

论文的发表标志着袁隆平正式走进了杂交水稻研究领域，但在那个年代，它无疑被视为反动学说。好在国家科委发来一封公函，责成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要支持袁隆平的研究。“北京公函”给“预备黑帮”袁隆平撑起了一把“保护伞”，让他避过了“文革”的疾风骤雨，得以在动荡的岁月继续开展自己的杂交水稻研究和实验。然而，即使有了来自北京的“保护伞”，他也没有躲过身边的猜忌和暗算。

袁隆平饱尝被孤立的痛苦，但“让所有人都吃饱饭不再挨饿”的诺言却让他意志异常坚定，每当遇到阻力的时候，他都告诫自己戒骄戒躁，为长远打算。试验器材被捣毁，他就偷偷拿着手电筒，将残存的秧苗一株株收拾好带回家中，藏在臭水沟里；700多株试验材料再次被毁，他忍住悲愤走进烂泥巴田里寻找劫后余生的秧苗；为躲避政治斗争，他带着助手李必湖到海南开展试验，连续7年春节都在外面度过，遇到台风暴雨天气，就卸下门板，将秧苗抱到门板上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即便是在大地震来临时，也不顾生命安危保护种子，因为余震不断，为了把试验继续进行下去，他们就在操场草席上睡了整整3个月……也正是在海南岛，李必湖发现了雄花败育的普通野生稻，在选育水稻雄性不育系，实现杂交水稻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配套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寒来暑往，杂交水稻的研究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困难，袁隆平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执著将困难一一化解。经过8年历经磨难的“过五关”（提高雄性不育率关、三系配套关、育性稳定关、杂交优势关、繁殖制种关），到1974年配制种子成功，并组织了优势鉴定。1975年又在湖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获大面积制种成功，为次年大面积推广作好了种子准备，使该项研究成果进入大面积推广阶段。1975年冬，国务院作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的决定，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一年三代地进行繁殖制种，以最快的速度推广。1976年定点示范208万亩，在全国范围开始应用于生产，这标志着我国水稻育种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此，杂交水稻开始真正大面积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农业和粮食生产。

（三）

杂交水稻的成功，使袁隆平名声大振。1979年，袁隆平正式调入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省委组织部的一位领导找他谈话说，组织上考虑到他的重大贡献，准备提拔他担任省农业科学院的主要领导。袁隆平诚恳地说：“我这个人不适合当官。别的不说，在搞科研这一点上，倘若真当上领导，每天文山会海，哪里还有时间搞科研？”

袁隆平的办公室是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普通房间，院里本来要给袁隆平换一间大一点的办公室，但袁隆平坚决不同意，说：“何必浪费呢。”作为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每年手里的经费成千上万，但他对科研工作的经费也非常“吝啬”。

2000年12月，袁隆平以技术入股的“隆平高科”在深交所挂牌交易，有人估算，袁隆平的身家一下子达到了上千亿，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亿万富翁。但袁隆平还是以原来的样子出现在大家面前，仍旧是那个朴素的农民一样的老头：瘦小的身子，高高的颧骨，黝黑的皮肤，背微微地驼着，身上穿着的永远都是他最钟爱的“物美价廉牌”的衣服。他说，“家再大，也只能睡一张床，资产再多，你每天也只能吃三餐饭，所以，我对钱这个东西看得很淡，够用就行。”

50年来，在促进水稻增产这座科研高峰上，袁隆平及其团队一直走在世界最前沿，多次创造水稻大面积平均亩产的世界纪录。他领衔开展的超级杂交水稻攻关，先后实现了大面积亩产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的目标。10月10日，农业部宣布，对袁隆平院士领衔的第四期中国超级稻亩产1000公斤攻关项目进行测产，结果显示，亩产达1026.7公斤，创造新记录。

84岁的袁隆平表示，希望能在90岁前完成每公顷16吨的第5期超级稻攻关目标，最终实现“禾下乘凉、覆盖全球”的心愿。（原标题：袁隆平 情系水稻五十载）